透視群體性事件中的民意溝通缺失現象

　　繼貴州瓮安、雲南孟連等事件后，今年11月份，重慶、甘肅、廣東等地，又接連發生多起群體性出租車罷運、沖擊黨政及公安機關的事件。

　　群體性事件頻發再次敲響警鐘：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深度轉型，社會階層逐漸分化、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因分配不公、利益調整失當引發群體性沖突，已經威脅到和諧社會的構建和基層政權的穩定。

　　綜觀今年以來影響重大的群體性事件，群眾訴求渠道不暢，特定群體“代言人”缺位，群體利益協商、調整機制缺失，成為引發沖突的主要誘因。疏通群眾利益訴求渠道、破除體制性梗阻，是化解群體性事件頻發困局的當務之急。

　　群眾利益訴求遭遇體制性遲鈍

　　調查顯示，多數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盡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還在於群眾利益訴求遭遇體制性遲鈍，其合理訴求的表達、反饋渠道不暢，長期得不到黨政部門的有效回應，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續累積，最終釀成沖突和對抗。

　　甘肅隴南“11·17”事件，起因於隴南市武都城區及東江鎮拆遷戶擔心隴南市行政中心搬遷后，其住房、土地利益及個人生計得不到保障。拆遷戶曾多次找政府反映問題，但始終得不到放心的答復和解釋，最終在集體上訪過程中演變為上千名群眾參與的暴力沖突，造成干群數十人受傷，黨政部門100多間房屋、22台車輛被砸燒。隴南市有關領導在反思事件時坦承，對群眾利益訴求的迫切性、群眾情緒可能導致后果的嚴重性估計不足，事前對有關情況不了解、掌握的很少。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中。在重慶主城區8000多輛出租車全城停運之前，出租車主、駕駛員多年來不斷向交通運管、公安交管部門反映收入降低、加氣難、黑車多、罰款多等問題，部分出租車司機還因此搞過“罷運”，但他們的種種訴求長期無人理會，最終釀成持續近兩天的全城罷運，給城市交通、市民出行造成嚴重影響。

　　事實表明，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矛盾和問題，多數是當事群眾一而再、再而三向黨政部門反映過的，而這些問題與訴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時解決和有效回應，受訪專家認為，除了一些基層干部執政為民意識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體訴求表達遭遇了體制性遲鈍：一方面，一些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長期把發展經濟這個“第一要務”當作“惟一要務”，隻熱衷於招商引資、上項目，對民生問題不夠重視，把群眾中特定群體的合理利益訴求當成“雜音”，民意、民怨難以入腦、上心﹔另一方面，在現行體制下，基層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壓力，卻沒有“尊下”的動力，隻要事情不“鬧大鬧炸”，就難以認真傾聽和有效解決群眾訴求。

　　利益協商、調整機制缺失易發沖突

　　干部群眾普遍認為，群眾參與群體性事件，多數是因切身利益或相關利益受到了損害，而在他們維護權益、要求調整利益過程中，現有的訴求反饋機制失靈，正常有效的利益協商、調整機制缺失，導致其訴求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得到滿足，這時極易採取群體性對抗的方式。

　　甘肅隴南“11·17”事件從最初的集體上訪演變為打砸搶燒的過程令人深思。在11月17日上訪群眾開始大規模聚集后，隴南市有關部門負責人要求上訪群眾按照信訪條例有序地反映自己的訴求。但一些拆遷戶表示，他們就是想見市委主要領導，聽一聽對行政中心搬遷是什麼樣的考慮，如何保障他們將來的生活，不是看什麼信訪條例。很多上訪群眾表示，如果有關領導盡早出面對話、協商、解釋疏導，事態的演變可能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利益協商機制缺失，還突出表現在特定群體“代言人”或代言機構缺位。在群體性事件潛伏、露頭、爆發的各個階段，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工會、婦聯等群眾代言人和群團組織，普遍“不在場”或喪失代言權、話語權，大大增加了及時發現、化解、處置事件的難度。在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中，由於出租車司機既無工會、又無協會，在事件處置時，政府部門甚至找不到罷運代表、對話對象，無法在第一時間了解駕駛員的訴求，展開協商。

　　受訪專家認為，和諧社會絕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而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並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而化解沖突、實現利益均衡，需要公平有效的協商博弈平台，需要合法有效的群體利益“代言人”，將相關群體利益訴求納入和平協商范疇內，否則政府在群體性利益沖突中，將要一身面對成千上萬個獨立、零散的個體，很難有效應對，而矛盾一旦激化極易引發不可控的群體性沖突。

　　疏通群眾訴求渠道 完善利益協商、調整機制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逐漸深入，不同群體的利益沖突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要使這種利益沖突不致演變為對抗性社會沖突，關鍵在於破除體制性梗阻、疏通群眾訴求渠道，將利益沖突納入合法、有效的協商調整平台。

　　事實上，在對群體性事件處置、反思時，地方黨委政府已經認識到暢通群眾訴求渠道的重要性，意識到隻有將群眾利益表達納入體制性軌道，才能避免發生群體性對抗。

　　重慶出租車停運事件后，重慶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及時與出租車司機、市民代表展開座談，充分聽取當事各方的訴求，並迅速出台了多項出租車行業利益分配調整措施，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隴南事件基本平息后，甘肅省省長徐守盛專門同拆遷戶農民代表座談，聽取農民意見，疏導群眾情緒，誠懇的態度獲得了拆遷戶的認同。

　　在出租車停運風波平息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部分出租車司機和市民代表座談時專門強調，為數眾多的出租車駕駛員應該有一個協會之類的組織，以便及時向政府反映訴求，經常與主管部門對話、協商。針對孟連事件，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恆也指出，群眾利益訴求反饋機制不健全，群眾沒有地方講話，反映的情況得不到處理，是這起沖突事件帶給廣大領導干部的一個重要教訓。事件平息后，雲南省政府成立了孟連縣橡膠產業利益調整工作指導小組，工作組吸收了孟連縣有關群眾代表參加。

　　受訪專家普遍表示，實踐証明，對於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隻要有相關各方切實對話，隻要有公正合理的協商，矛盾就可以緩和，對抗沖突就能夠化解，這種對話、協商、調整方式要形成制度，而非面對群體性事件的權宜之計。要在完善現有基層選舉、協商式民主的同時，創新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商調整的機制和平台，在政策制定、實施和利益分配調整的過程中，使不同群體的訴求能充分表達、平等協商、合理解決﹔要允許群眾性社團依法活動，並納入黨和政府主導的群眾利益協商機制內。 （張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