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毛腿"到800兆
-- 记北京公司政治保电工作通信设施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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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9月22日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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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晚23时,北京公司国庆保障总指挥部灯火通明,正前方调度大屏幕上实时播放出交通信息、电网负荷情况及保电现场的工作画面。800兆中不时传出各保障团队相互沟通的声音。
此时,北京公司调通中心总工程师刘琼看着眼前的大屏幕,听着800兆里传出的声音,她的思绪却回到了那个四处找电话、跑着传达讯息的年代。
在北京公司政治保电的道路上,通讯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保电工作也向着精益化、高效率的方向发展。
80年代:传话要靠“飞毛腿”
在孙建民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政治保电工作离不开跑,因为电话线无法随意拉到保电现场,传达调度指令,或者向公司汇报保电情况时,务必要一路小跑,稍远一些就得蹬自行车。“跑慢了可不行!保电时汇报情况和传达指令是分秒必争的。”孙建民戏称保电练就了一双“飞毛腿”。
“别说手机了,就连电话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那时,孙建民接触电话最频繁的地方,就是他的工作单位——原北京供电局。
建国初期,北京市电力公司(原北京供电局)内部行政通讯只有1套100门的磁石电话交换机,通过架设通信电缆实现通讯需求;1966年,供调度部门指挥专用的50门调度交换机、公司行政办公使用的220门行政交换机投入运行。1973年,通讯电缆增加到273公里,公司专用通讯网初步建成。进入80年代,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每200人中拥有话机还不到一部,而北京公司已有800门总机,各基层生产单位也先后安装了电话机。
随着电力通信设施的发展,固定电话已悄无声息地成为日常生产、保电中的重要沟通载体。但孙建民作为保电一线的员工,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电话的重要作用。
孙建民回忆,当时的政治保电工作岗位设在北京公司办公室下,只有三个人负责。接到政府或其他上级机构下发的保电通知后,再发保电通知单给基层单位办公室,由各办公室制定并下发保电计划。
“一般情况下,我们按计划保障,如果设备有突发情况,带班领导就现场指挥处理。”孙建民说,汇报工作需要跑着到附近的变电站内打电话,往返至少需要15分钟,情况紧急时,只能“先斩后奏”。“这样处理的结果都很成功。当然,靠的是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技术。”对此,孙建民很自豪也很欣慰。
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衍生了简单有效的政治保电模式,和一批像孙建民这样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电力员工。
90年代:固定电话、BP机、手机,一个都不能少。
90年代初,汤恩洪有了他的第一台BP机,是北京公司给他配备的,为了在政治保电时,能够及时找到他。几年后,又给他配了手机,沟通更加高效。当汤恩洪和他的部分同事有了移动通讯设备时,北京公司政治保电的通讯载体也不再局限于固定电话。
“126呼62629。”汤恩洪脱口而出,这串寻呼数字至今是他象征性的代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呼号在北京公司市调值班室榜上有名。
今年50多岁的汤恩洪,干了20多年的政治保电,一遇到重大政治活动,就会入编政府现场工作组,与警卫、消防、交管等部门一起完成分管的保障任务。
1999年,汤恩洪入编国庆50周年现场工作组,第一件事情就把通讯方式告诉市调值班室。“呼机、手机、固定电话,一个都不能少,关键时刻需要多种沟通渠道相互补充。”
在汤恩洪的记忆中,每次他在现场指导用户电工检修设备时,现场工作小组负责人或公司调度员就会通过呼机或手机与他联络。“有了手机方便多了,不用四处找电话,效率提高很多。”汤恩洪说。
对于50周年庆典,现北京公司调通中心总工程师刘琼有着另一段回忆。当时,公司领导集中在B座9楼平台指挥保电工作,这也是公司应急指挥部的雏形。原生技部政治供电处和基层单位相关负责人在现场指挥保电工作,在保电开始和结束时,他们需要通过电话向领导汇报。
为了提高沟通效率,公司购置了4部手机,分配给包括汤恩洪在内的4名重点岗位的员工。公司还租了30部对讲机,分派给其他现场保电人员,便于他们沟通。
90年代,随着生产技术部政治供电处的成立,及各基层单位政治供电专责人的设立,政治保电组织保障越发规范化,现场保电时需要定时汇报保电情况,多种通讯设施被广泛应用其中。
“飞毛腿”传话的年代越来越远了。
21世纪:数字化政治保电
2007年,在一次应急抢修中,城区供电公司员工罗春领到一个外形酷似对讲机的设备,这就是800兆集群终端设备。保电过程中,她发现,用800兆很方便。“不管在北京哪里保电,只要提前调好频道,按一个键就可以直接与指挥部通话。”
对此,刘琼作为通信工作的负责人,有着更专业的看法:“800兆集群终端设备通过北京正通800兆数字集群网,通话不受空间限制,实现了一对一通话,和一对多通话。”刘琼介绍,公司于2007年购买了800兆,用于日常应急抢修及政治保电。2008年,800兆作为主要通讯载体,广泛应用于北京奥运会供电保障工作,实现了总指挥部与各二级指挥部及各运行保障团队之间的无线联络。
对于北京来说,政治保电工作仅有800兆是不够的,要求北京公司有一张更加畅通、快速的通信网。这一点,北京公司调度中心在1995年就意识到了。
1995年,北京公司建成了光纤传输网,实现了信号的实时传递,为生产经营、政治保电、办公自动化等工作提供了一条畅通的信息通道。也正是这条通道,为10年后成立的应急指挥中心打通了脉络。
2005年,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成立,第一次实现了与北京市政府应急指挥中心的实时信息传递,信息共享。同时,系统地综合视频会议系统、公安交通路况、气象、电网负荷等信息,准确快速地为应急指挥提供决策支持。而这一切的传输载体就是光纤传输网。
同年,随着卫星车投入保电工作中,保电现场画面可实时传输至应急指挥中心大屏上,真正实现了实时监控保电现场。
“广场指挥部,国庆60周年庆典彩排活动结束,期间,旗东配电箱无异常情况。”2009年9月12日晚23点50分,在天安门广场庆典彩排现场,综产中心保电负责人秦师傅通过800兆向广场指挥部汇报情况。
此时,北京公司领导分两组,分别坐镇总部8楼的总指挥部和保电现场的广场指挥部,在监控大屏上实时播放出保电现场的工作画面。带班领导定时通过800兆与现场保障人员联系,了解设备运行情况。
“公司领导与现场保电人员真正实现了‘面对面’沟通。”刘琼显得非常自豪,她说,现在,保电组织指挥体系涵盖到各专业、覆盖到各区域,视频、直通调度电话、会议电话系统、800兆集群终端、卫星通信等多种通信手段确保沟通畅通无阻,形成了上下联动、信息通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工作格局。
从跑着传递信息到800兆、卫星车,北京公司每一次通讯设施的变迁,都带来了政治保电体系的进步。
而科技发展无止境,随着3G时代的到来,北京公司正在酝酿着通讯网的新跨越。(刘莉 郭静雅)
此时,北京公司调通中心总工程师刘琼看着眼前的大屏幕,听着800兆里传出的声音,她的思绪却回到了那个四处找电话、跑着传达讯息的年代。
在北京公司政治保电的道路上,通讯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保电工作也向着精益化、高效率的方向发展。
80年代:传话要靠“飞毛腿”
在孙建民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政治保电工作离不开跑,因为电话线无法随意拉到保电现场,传达调度指令,或者向公司汇报保电情况时,务必要一路小跑,稍远一些就得蹬自行车。“跑慢了可不行!保电时汇报情况和传达指令是分秒必争的。”孙建民戏称保电练就了一双“飞毛腿”。
“别说手机了,就连电话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那时,孙建民接触电话最频繁的地方,就是他的工作单位——原北京供电局。
建国初期,北京市电力公司(原北京供电局)内部行政通讯只有1套100门的磁石电话交换机,通过架设通信电缆实现通讯需求;1966年,供调度部门指挥专用的50门调度交换机、公司行政办公使用的220门行政交换机投入运行。1973年,通讯电缆增加到273公里,公司专用通讯网初步建成。进入80年代,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每200人中拥有话机还不到一部,而北京公司已有800门总机,各基层生产单位也先后安装了电话机。
随着电力通信设施的发展,固定电话已悄无声息地成为日常生产、保电中的重要沟通载体。但孙建民作为保电一线的员工,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电话的重要作用。
孙建民回忆,当时的政治保电工作岗位设在北京公司办公室下,只有三个人负责。接到政府或其他上级机构下发的保电通知后,再发保电通知单给基层单位办公室,由各办公室制定并下发保电计划。
“一般情况下,我们按计划保障,如果设备有突发情况,带班领导就现场指挥处理。”孙建民说,汇报工作需要跑着到附近的变电站内打电话,往返至少需要15分钟,情况紧急时,只能“先斩后奏”。“这样处理的结果都很成功。当然,靠的是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技术。”对此,孙建民很自豪也很欣慰。
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衍生了简单有效的政治保电模式,和一批像孙建民这样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电力员工。
90年代:固定电话、BP机、手机,一个都不能少。
90年代初,汤恩洪有了他的第一台BP机,是北京公司给他配备的,为了在政治保电时,能够及时找到他。几年后,又给他配了手机,沟通更加高效。当汤恩洪和他的部分同事有了移动通讯设备时,北京公司政治保电的通讯载体也不再局限于固定电话。
“126呼62629。”汤恩洪脱口而出,这串寻呼数字至今是他象征性的代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呼号在北京公司市调值班室榜上有名。
今年50多岁的汤恩洪,干了20多年的政治保电,一遇到重大政治活动,就会入编政府现场工作组,与警卫、消防、交管等部门一起完成分管的保障任务。
1999年,汤恩洪入编国庆50周年现场工作组,第一件事情就把通讯方式告诉市调值班室。“呼机、手机、固定电话,一个都不能少,关键时刻需要多种沟通渠道相互补充。”
在汤恩洪的记忆中,每次他在现场指导用户电工检修设备时,现场工作小组负责人或公司调度员就会通过呼机或手机与他联络。“有了手机方便多了,不用四处找电话,效率提高很多。”汤恩洪说。
对于50周年庆典,现北京公司调通中心总工程师刘琼有着另一段回忆。当时,公司领导集中在B座9楼平台指挥保电工作,这也是公司应急指挥部的雏形。原生技部政治供电处和基层单位相关负责人在现场指挥保电工作,在保电开始和结束时,他们需要通过电话向领导汇报。
为了提高沟通效率,公司购置了4部手机,分配给包括汤恩洪在内的4名重点岗位的员工。公司还租了30部对讲机,分派给其他现场保电人员,便于他们沟通。
90年代,随着生产技术部政治供电处的成立,及各基层单位政治供电专责人的设立,政治保电组织保障越发规范化,现场保电时需要定时汇报保电情况,多种通讯设施被广泛应用其中。
“飞毛腿”传话的年代越来越远了。
21世纪:数字化政治保电
2007年,在一次应急抢修中,城区供电公司员工罗春领到一个外形酷似对讲机的设备,这就是800兆集群终端设备。保电过程中,她发现,用800兆很方便。“不管在北京哪里保电,只要提前调好频道,按一个键就可以直接与指挥部通话。”
对此,刘琼作为通信工作的负责人,有着更专业的看法:“800兆集群终端设备通过北京正通800兆数字集群网,通话不受空间限制,实现了一对一通话,和一对多通话。”刘琼介绍,公司于2007年购买了800兆,用于日常应急抢修及政治保电。2008年,800兆作为主要通讯载体,广泛应用于北京奥运会供电保障工作,实现了总指挥部与各二级指挥部及各运行保障团队之间的无线联络。
对于北京来说,政治保电工作仅有800兆是不够的,要求北京公司有一张更加畅通、快速的通信网。这一点,北京公司调度中心在1995年就意识到了。
1995年,北京公司建成了光纤传输网,实现了信号的实时传递,为生产经营、政治保电、办公自动化等工作提供了一条畅通的信息通道。也正是这条通道,为10年后成立的应急指挥中心打通了脉络。
2005年,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成立,第一次实现了与北京市政府应急指挥中心的实时信息传递,信息共享。同时,系统地综合视频会议系统、公安交通路况、气象、电网负荷等信息,准确快速地为应急指挥提供决策支持。而这一切的传输载体就是光纤传输网。
同年,随着卫星车投入保电工作中,保电现场画面可实时传输至应急指挥中心大屏上,真正实现了实时监控保电现场。
“广场指挥部,国庆60周年庆典彩排活动结束,期间,旗东配电箱无异常情况。”2009年9月12日晚23点50分,在天安门广场庆典彩排现场,综产中心保电负责人秦师傅通过800兆向广场指挥部汇报情况。
此时,北京公司领导分两组,分别坐镇总部8楼的总指挥部和保电现场的广场指挥部,在监控大屏上实时播放出保电现场的工作画面。带班领导定时通过800兆与现场保障人员联系,了解设备运行情况。
“公司领导与现场保电人员真正实现了‘面对面’沟通。”刘琼显得非常自豪,她说,现在,保电组织指挥体系涵盖到各专业、覆盖到各区域,视频、直通调度电话、会议电话系统、800兆集群终端、卫星通信等多种通信手段确保沟通畅通无阻,形成了上下联动、信息通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工作格局。
从跑着传递信息到800兆、卫星车,北京公司每一次通讯设施的变迁,都带来了政治保电体系的进步。
而科技发展无止境,随着3G时代的到来,北京公司正在酝酿着通讯网的新跨越。(刘莉 郭静雅)
(责任编辑:凌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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