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的韩庆祥教授日前在一次主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理论研讨会上，痛斥了山西煤炭富豪的挥霍浪费行为。他说：“山西一煤矿矿主，今年以3700万元的价格买下北京最贵的别墅。随后，一次性购买20辆“悍马”越野车，为本家族15岁以上成员各配一辆。”韩教授以此为例批评某些企业主遗忘社会责任感，挣钱后不知回报社会，只知物质享受。他认为这种行为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下，富人的挥霍会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便是属于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学派，也认为富人的消费具有外部性，不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从这个意义上说，呼吁富人在花钱时不要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是有道理的。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追问的是：富人们为什么有能力、有意愿如此消费？

　　一般来说，挥霍浪费是纨绔子弟的典型特征，他们被俗称为“败家子”。但这种行为出现在本来应该深知创业艰辛的第一代富豪身上，就很发人深思。在我看来，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的钱来得太容易了。钱来得越容易，花起来就越不心疼，其行为就越是像“败家子”。

　　从各方面的资料看，山西煤炭富豪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撑其肆意挥霍的超额利润，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

　　一是矿工的工资太低了。一项调查表明，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其劳动是属于“高风险，高强度”，所以矿工的“收入一直稳居各行业前列乃至首位”，但此后就一路下滑，到了新世纪，他们的收入“在49个行业中排倒数第二”，“相当多的矿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是安全投入被“节约”了，这点从不断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三是国家税收没有到位。到去年为止，国家的煤炭资源税已经20年没有调整。虽说后来微调了一点，但增加的部分只占目前煤炭平均售价的1%左右，仍然属于“毛毛雨”。

　　其实，岂止是煤炭行业？我们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大凡能够大批制造富豪的行业，莫不存在这样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不仅使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环节就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而且也使得国家没有财力进行“第二次分配”，长此以往，社会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而所谓“购豪宅，买悍马”现象，不过是社会贫富分化的一种表象罢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富人的消费行为所以“超常”，是因为他们的利润“超常”，如果他们获得的利润是合理的，那他们的行为也就会合理得多。在只能获得合理利润的情况下，无须呼吁，他们的形象也会离“败家子”远些，而离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富豪”或许会近些。

　　所以与其呼吁富人自律，还不如从前面提到的三个因素着手尽量缩小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缩小了，社会和谐也就顺理成章。（邬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