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走向：

　　从新华社《千万别漠视农民工的基本愿望》，到新京报《有必要判王斌余死刑吗？》，再到南方都市报《悲情不能遮蔽真相》，一些媒体和学者的热议，颇耐人寻味：对社会局部存在的阶层差距拉大等不公正、不和谐问题的思考和忧虑，已经成为普遍性感受，以至于对任何有可能凸显社会不公正的信号，反应都高度敏锐

　　王斌余，一个普通的甘肃农民工，数次讨要工钱未果，反遭打骂，一怒之下拔刀连杀四人、重伤一人，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一极端事件，激起强烈的舆论反响，网上相关帖子无数。有人称，无论结果如何，“王斌余都注定要成为和孙志刚一样的历史标志性人物”。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人们见到王斌余17岁出门打工的艰辛，见到王父等着他寄工钱回家治病的无奈，见到工头一口回绝支薪的蛮横。新华社发表《千万别漠视农民工的基本愿望》的评论，指出“王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存在的缺憾”；新京报文章《王斌余杀人案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认为，“农民工利益屡屡受损反映出一种权利的缺失”。

　　舆论反思如若仅止步于此，还不至于让人感到具有特别的“历史标志性”。讨论随后逐步深入到案件本身的处理结果上来。

　　9月7日，新京报发表一位学者的评论《有必要判王斌余死刑吗？》，首次对王斌余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审理结果提出明确质疑，提出现代刑法对于定罪判刑，不能光看行为后果；“法不外乎情理”。9月9日，该报又刊发《由王斌余杀人案想起了蒋爱珍》，指出王案与蒋案具有共同点，认为“王斌余们在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且遭受违法者新的侵害的情况下，所实施的报复性行动，不能由他们承担全部的责任”。

　　一场争论拉开帷幕。9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社论《悲情不能遮蔽真相关怀回归专业准则》提出，“媒体报道不得干预独立审判，这是法治国家之铁律无疑”。媒体和专业人士“都要警惕自我身份的过度膨胀，警惕对社会问题的忘情关怀越过严格的职业准则，进而危及社会的法律底线”。

　　9月14日东方早报《王斌余案的民意能否有助正义》，代表了部分法律专业人士的观点，提出“民意与舆情对司法审判的介入是否违背程序正义”的怀疑。

　　认为王斌余罪不当诛的学者则主张，“不宜把民意简单地视为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表达，否则就把法律的功能、意义理解得太肤浅了”。而主张法律应对王斌余网开一面的意见，也在网上占了多数。

　　争论带出了一个个问号：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机制尚不到位的情况下，法律能否负担起这一重责？民意和公论在现代政治中被认为是立法的部分起源，法律的功能发挥与顺应民意呼声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公众舆论面前，法律权威到底该怎样维护？

　　更耐人寻味的，则是这场异乎寻常的舆论反响本身。

　　杀人偿命，何况连杀多人，一个从法理和程序角度来说并无疑义的判决，为何遭到这些质疑？司法审判的独立性是社会常识，而企图改变一审死刑判决结果的人群中，既有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也不乏专业的法学研究者和法官、律师等司法操作者及新闻界人士。这说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局部存在的阶层差距拉大等不公正、不和谐问题的思考和忧虑，已经成为社会中许多人的普遍性感受。这种感受累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于任何有可能凸显出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信号，其反应都高度敏锐。经媒体曝光后被迅速放大的王斌余案，也正是点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的敏感穴位上。所以，人们只是记住了他的生计艰辛，只记得他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背景，而潜意识里却选择性地模糊了他极端的犯罪行为。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舆论同情讨薪杀人的警示信号》，传递的也是这样一种忧思。文章说，“绝大多数同情王斌余的人，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判断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自觉。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唯法’者，我们就会发现，舆论为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辩护，这本身就包含着非常危险的信号”。

　　值得思考的，的确绝不仅仅是司法领域的问题那么简单。关于王斌余案的种种争议，余音也许久久难以消散……

　　《华东新闻》 (2005年09月16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