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到农民工返乡的积极面（对话）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利润下滑，部分企业转产、停产，一些农民工开始返乡。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农民工返乡现象会继续扩大吗？当地政府应该如何对待返乡农民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

　　返乡农民工，是当地发展的财富

　　记者：有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已经开始通过劳动力转移体现出来了。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产业转移也正在进行着，并在劳务输出地、输入地催生了农民工双向流动。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效应叠加，劳动力流动比往常频繁。您是否赞同？

　　常凯：产业转移有两种导向，一种是政策性导向，比如，广东实行“腾笼换鸟”战略。一种是市场性导向，这次劳动力流动现象，突出表现为农民工返乡，确实有产业转移的因素，但不是最主要因素。我认为还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大一些。

　　记者：有人认为这种转移给当地带来有利影响，有人认为给当地带来就业、治安压力。您是如何判断的？

　　常凯：大批农民工返乡，当地政府肯定存在就业、治安、社会保障等压力。但是我们应将目光更多投向返乡农民工带来的积极影响。这些农民工出去以后，受到这么多年市场的训练、现代产业的训练，肯定在创业方面更有积极性、在就业方面更有竞争力，对当地发展来说，是一批人才。

　　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需更加务实

　　记者：有人认为，许多农民工返乡属于正常的季节性返乡。您对这一波农民工返乡形势，有什么判断？

　　常凯：农民工返乡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外向型经济、外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广东等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就比较大，而内向型经济、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浙江等地影响就相对小些。

　　返乡农民工中，相当部分年轻的农民工已习惯城市生活，肯定还是想回到城市，或在当地就业，或是向其他地方转移。还有部分农民工得回去务农，市场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记者：对于返乡农民工，当地政府应该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

　　常凯：政府一方面要有“过冬”的准备，另一方面，政府还有时间，政策调整应该更加务实点。

　　首先，对于农民工返乡要有组织化、秩序化，尽量帮助农民工培训，创造就业岗位。但创造就业岗位不光是培训就能解决的，还需要扩大就业接纳能力，这包括引进资金、产业调整、组织公共工程等；其次，鼓励返乡农民工灵活就业。要鼓励和支持有资金积累、技术积累的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但能够创业的农民工毕竟是少数，所以，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自谋职业，包括个体生产、个体经营等自雇形式的灵活就业；再次，需要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改革和完善。在目前暂时还无法实现农民工社保全国统筹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在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大省之间首先实现统筹。而且也需要加快完备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

　　同时，农民工也要有务实的态度，实在找不到工作时，也可以在家乡务农，现在农村政策放宽了，农业并不是没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