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的粗略统计，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里，全国的下乡知青大概有1600多万。当年这些年轻人满怀热情扎根农村，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然而，这些只读过中学，甚至初中还没毕业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历练后却发现，仅凭着激情或者学过的那一点知识，还远远不够。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从来没想过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内心学习的渴望也重新被点燃。

1977年8月的一个早上，海闻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无意中听到了“邓小平主持召开教育和科技座谈会，决定取消大学推荐制，全面恢复高考”的消息。海闻顿时振奋起来，机会终于来了！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赶紧找报纸看去，确实是要恢复高考，那当然就非常兴奋了，觉得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了。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听见说邓小平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要恢复高考，我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这可是泯灭了至少十年的梦想啊！ 

当时秋季招生时间已过，于是高考改在12月份，入学改在第二年春天。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备战高考，这对已经在农村生活了近十年，早已远离书本的海闻来说，无疑是困难重重。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时我们公社的中学有好几个知青，都在准备考试，我当时是领导，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能影响上课，所以白天大家都在正常工作，晚上开始复习，我买了一捆蜡烛，经常停电嘛，晚上开始复习。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为了节省时间，我让别人帮我带饭，我是南方人，不爱吃馒头，但是为了节省时间，我说你带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就够了，半年就是这样。

当时开着窗子有蚊子，关上窗子热，只能用风扇吹着，蚊子都到脚底去了，我学习浑然不觉，被蚊子咬的千疮百孔，把没有塑料凉鞋带子遮住的地方全咬红了，鞋脱了还有个鞋印在上面。这就是77级人，这也就是老三届的人，不是说那么轻而易举的不复习不奋斗糊弄下来。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那时我的学生就跟我在同一个教室里考试，你想这个压力多大。当时也确实特别感慨，想到就跟我自己的学生在拼，非常有意思。

1978年的春天，全国各地的大学里迎来了极为特殊的一届新生，他们之中年龄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大的则已经人到中年，而夫妻同进校门，师生一起上学的，也大有人在。海闻就是这27万新生中的一员，他还清晰的记得，北京大学入学的那天是3月2号，那天的阳光格外灿烂。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们七七级这些人很自负，当时刚进学校以后，总觉得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所以意味着我们始终要承担建设祖国的重任。

海闻上了北大的同时，刘建设和汤敏也双双考进武汉大学。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梦破灭了，上山下乡，在农村工厂受苦，并没有怨天尤人，对于获得的机会极其珍惜。现在的高考2比1，那时候不到二十分之一，所以倍感珍惜。

就在知青们走进大学校园的同时，他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农村土地，也正酝酿着一场变革。1978年年初，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自发搞起了土地包产到户，“敢私分土地”这在以前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可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粮食产量平均每亩增加了几百斤，这个大胆尝试也立即被中央所关注。

1982年的一号文件，中央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有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各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迅速在全国推广。

从1983年到1986年，中央又连续发出了四个 “一号文件”，不仅要求继续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调整产业结构，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等政策也陆续开始实施。建国35周年庆典上，中国农民方阵簇拥着“一号文件”和“联产承包好”的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改革的憧憬。

【反哺之情】

上山下乡，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
“农民的勤劳，农民的贫困，农民的淳朴，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个人是受益终生。”（刘建设）
回到城市，他们的根却永远留在了乡间。
“要真正让农民致富啊，光靠农民那点钱是不行的。”（汤敏）
三十年后，当他们面对年轻人这样的提问
“你对我们农村30年的发展有怎样一个感想？”（黄毅峰）
他们用行动，交出了一份特别的人生答卷
“当地农民信任他们”（保姆学校校长）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有朝一日考进北京大学，我在那儿欢迎你们。”（海闻）

1977年，黄毅峰出生在江西赣州农村的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民办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家里有三个孩子，他是老大。在小黄的记忆里，承包制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1987年以后家里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武汉大学博士黄毅峰：那时候读小学、初中连学费都是借来的，借来的学费，交不起学费啊。93年、94年，刚好是中国征的农业税最高的一个一个时期，农产品价格又低，税收又高，所以在农村那个时候根本赚不到钱。

据统计，1987年后将近十五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不到20块钱，而同期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却是农民的整整5倍。不想穷，就得好好念书，不再种地。象很多农村孩子一样，黄毅峰也选择了求学这条路。1996年他考入南昌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又到广东打了几年工。2004年，中央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让小黄意识到，农民的好日子终于又来了。

武汉大学博士黄毅峰：取消农业税以后，总得来讲当然比以前好，强多了。

去年黄毅峰打算继续深造，并考进武汉大学读博士，成了汤敏和刘建设的校友。2007年7月的武大校友会，让他们有了一次面对面的机会。

武汉大学博士黄毅峰（提问汤敏）：你对农村30年的发展的一个感想是什么？对于农村进一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虽然大学和留学期间汤敏早已改学经济，但曾经的插队经历，始终让他对农村有着一份特殊感情。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回国工作以后，汤敏主要负责东亚经济、区域合作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一直是他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由于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改善农村的情况，而在农村经济的最核心部分，即农村金融也开始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改革，我觉得农村下一步应该来说是很有希望的……

我大概每个月要去一次孟加拉，应该说，孟加拉在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是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400美元，但是她的“穷人银行”提供小额贷款政策，那个小额贷款25％的利息，即使最穷的农民也能够承担，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不亲自看，不亲自问，不亲自了解，真是不可理解的。

早在1993年，汤敏就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仿效孟加拉“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模式，自掏腰包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搞起了试点。经过十四年的时间，这个小额贷款项目逐渐发展，还吸收了部分企业资金，不仅帮当地许多贫困户脱了贫，还让不少孩子圆了大学梦。这也给了汤敏坚持下去的信心。但是贷款扶持只能救穷，山西试点让汤敏发现，只有让农民真正走进城市，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很多农村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但年轻妇女一般呆在家里头，另外，那些地方非常贫困，缺水，小额贷款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真正让农民致富，光靠农民那点钱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留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小额贷款，能够解决部分他们的问题，能够出去的尽可能出去。那些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越出不来，因为他没有知识，又害怕，特别是妇女，出不来，所以我们想，当时北京比较缺保姆，我们能不能办一个学校，给她们培训，培训完了以后，介绍到北京市里头当保姆。

进城务工，要有一技之长。2003年，汤敏和几位经济学家又在当地成立了富平职业学校，教授家政服务等课程，为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进城提前做准备。学校起名叫富平，取的是“扶贫”的谐音。在这里培训后的许多农民，进城后一个月的收入，就差不多能维持全家一年的生计了。现在学校不仅吸收山西当地的农民，还吸引了周遍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要相信这些农民是很聪明的，他要赚不着钱，就不会出来了，但是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越来越好的帮助，给他们提供越来越好的环境，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种平等的权力。

对农民那份深厚的情感和感恩之心，其实牵动着77级大学生整整一代人。十年前，当刘建设办起自己公司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找一切机会帮助曾经关照过自己的那些老乡。如今他的公司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个亿，公司里很多工人都是从农村来的。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当年的老乡，先后有七八个在我这个企业工作，我当年的房东，一家三代都在我这先后工作过。

在2004年10月份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提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短短20个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农村的图景。

大学毕业后，海闻出国留学。尽管十几年身在海外，但黑土地在他心里的地位，却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1995年，海闻放弃了在美国做终身任教的机会，回到祖国。回来的那一年，他就带着自己的美国学生来到北大荒，做起了虎林市的经济顾问。

如今已经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海闻，忘不了曾经在这里做乡村教师的日子，他每次来都要给村里的孩子们捐钱帮他们改善学习环境。

海闻说，光靠个人捐钱肯定不够，关键还是全社会都来关心农村。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从2006到2010年，国家将拨款近2200亿元补贴农村义务教育，全国500多万农村适龄学生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全面免除，这个数字几乎占到全国中小学生人数的80%。虎林农村的小学生现在上学不用交学费，就连书本也是免费的，越来越多的孩子回到了学校。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希望我同学们能够有朝一日考进北京大学，我在那儿欢迎你们。

【真实的江湖】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见证者和亲历者。77、78级大学生实际上是和国家一起在大风大浪中共同成长。而在那一代人当中，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市场”这个词的中国式解读。

三兄弟先后踏入大学校门后，1978年7月，陈育新走进了考场。同考场的30个人里，他是唯一考上大学的。想起当年，陈育新说那绝对是人生的转折点，因为1979年高考开始限制年龄，按他的岁数，就没资格考大学了。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很多人说陈育新你是成功人士，你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我说我最值得骄傲的是高考，而不是现在企业的地位。因为高考我觉得我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离开农村去上大学，让刘家兄弟和李东生，开始接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也正是从上大学开始，他们想创办自己事业的愿望，也慢慢地开始萌动。大学毕业那年，无论是陈育新还是李东生，都做出了一个让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吃惊，而且难以理解的决定——辞职。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主要还是受改革开放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我大学毕业回到惠州，原来是分我去政府机关当一个普通的干部，当时还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我去看了之后，分我去惠阳地区科委，那是坐办公室的，我看了之后觉得，在这个地方干活会把我憋死，我就不愿意。”

不想坐办公室，那想干什么？难道回去当工人吗？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就想到工厂去，当时人事局的人很奇怪，他说哎，人家都要到政府来，那时是1982年，你要到工厂去，他说你自己去吧，看哪个厂愿意要你都没问题，我们支持。”

李东生想去的，正是TTK。有大学生愿意下工厂，人家当然欢迎，很快李东生就成了TTK第43名员工，一名普通技术工人，负责设备维修。因为踏实勤奋，李东生很快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1985年，逐渐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百姓家里开始流行安电话。TTK决定和香港长城电子公司合资，再成立一家企业，专门生产程控设备和电话机。刚刚毕业三年，只有28岁的李东生被任命为这家叫TCL通讯设备公司的总经理。

比李东生晚半年上学的陈育新，从四川农学院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新津县农业局当干部。而刘家其他几兄弟毕业后也都捧起了铁饭碗——老大刘永言成了工程师，老二刘永行和小弟刘永好在当地做了老师。那时候，能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营工厂找到工作，不仅收入稳定，而且福利也多，除了公费医疗、分配住房，退休了还能领退休金。于是，刘家四兄弟也因此成了街坊邻居羡慕的对象。

然而，看似一辈子已经安稳下来的四兄弟，却干了一件“不安分”的事儿，他们要砸掉自己的“铁饭碗”。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四兄弟商量了以后，由我一个人先出来，先出来就风险小一点，因为这风险说不清楚，有政策的风险，不只是你努不努力的问题，我们考虑的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风险，因为政策风险可能很大了，所以说我们一起商量，我一个人先出来。”

四兄弟的计划，是办一个自己的养殖场。他们有这个想法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