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峰顶，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卓越的文艺大家、艺术精英、经典作品，包括国家级的文化艺术机构、设施和历史文化遗产，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彰显着一个时代文化创造的极致，表现着一个国家真正的文化实力。国家要对这个攸关国家文化形象与高度的“塔尖”大力投入，养护和加强这个“塔尖”。

　　“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布局不应是平面的，它应有‘塔尖’、中层和底部三部分组成。”冯骥才话锋一转，都争着把钱贴在“塔尖”上，这也是不应该的。

　　“当前的文化建设热中，出现了一种不顾实际、互相攀比、贪大求全、追求豪华的倾向，值得反思。”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闫贤良说。他在对南方某省建设的40多个剧院的调查中发现，这些剧院毫无例外地全部采取高耗能、高耗材的建筑形式，建设成本居高不下。

　　“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了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炫耀金碧辉煌，用钢总量近1万吨，宣称堪与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媲美。”闫贤良说，目前的剧院建设均突破两万平方米，建设规模在互相攀比中盲目扩大，剧场台口从11米长到14米，个别剧场达到了18米，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剧场的正常使用范围。

　　专家认为，文化有别于经济建设，“大项目”带动思路不适用于文化建设。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在我们进行文化建设之前，有必要清晰认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概念的内涵。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等于“经济大投入”，更不等于“物质大繁荣、资金大投入、利润大回收”。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绝不以庞大的面积、惊人的数字和富丽堂皇的庞大建筑为标志。”陶东风说，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普遍享受到文化的滋养。

　　文化建设不能重“名”轻“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前不久公布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显示，近年来，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增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热潮。

　　“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使全国性重大公共文化工程项目得以启动。例如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社会和乡镇综合文化站（中心）建设项目等等，这些工程的实施重心都有意识地向农村偏远地区倾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章建刚说。

　　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从2001年到2006年，我国群众文化服务机构总量逐年减少。其中，县一级以上的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的数量变动不大，变动明显的主要是文化站，特别是乡镇文化站。2001年乡镇文化站的总量为39348个，到2006年则减少到34593个，6年时间减少近5000个，减少了12％。

　　文化投入增加了，乡镇文化站却大幅减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问题可能出在一些地方领导的文化政绩观上，出在文化投入的结构比例上。”有专家这样分析。

　　“增加文化投入的同时，地方政府更应该关心文化投入的合理使用，学会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说，在一些地方，文化建设的思路、理念和制度设计等还存在许多误区。在有的地方领导看来，所谓建设，就是要大兴土木。他们更愿意做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工作，而不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静水流深”的基础工作上。

　　“把‘大项目’建设视为政绩，为了突出个人业绩，对‘大项目’往往不惜重金，一心要追求炫耀夺目、造型独特的文化设施，不惜血本也要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这种重知名度、轻文化民生的政绩观，是出现奢华之风的根本原因。”闫贤良说。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文化“大项目”建设热，以及一些地方领导表现出来的“文化冲动”，一些专家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制约机制来防范和纠偏。陶东风说：“重大的文化发展规划从立项到具体实施，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民主商议程序，而且首先需要商议的是是否应该立项的问题，而不是具体实施的问题。专家学者的职责应该首先是思考和论证该不该建，其次才是如何建。”陆贵山说，要为文化工程的建设增加必要的审批程序，使得文化工程建设特别是文化发展规划要尊重民意，讲求建设程序的公正、公平、公开。

　　专家认为，文化需要发展，需要繁荣，但决不能单靠建设“大项目”来实现，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才是发展的根本方向。因此，有限的文化投入应该更多地向底层和低端倾斜，建立文化低保，确保文化温饱，解决文化民生。

（责任编辑：孝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