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一个流动儿童 给他们一张书桌 (3)

　　万明春院长建议，对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的公办学校，应与其他公办学校区别对待，将随迁子女的教育情况作为学校和校长、老师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他们职务、职称晋级的重要依据，以调动其积极性。

　　新公民的希望

　　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徐永光认为，无论政府与市场，在满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需求方面都存在失灵的现象，因此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民办学校。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新公民学校，就是这样的性质。

　　徐永光说，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有潜在冲突。由政府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性公办学校，其自身没有额外的经费来承担流动儿童的就学成本，所以没有接收流动儿童的积极性。只有少数面临本市生源一再下滑的基础薄弱校，以及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公办学校，对招收流动儿童表现出较大热情，大多数公办中小学校都认为接收流动儿童存在很大困难。

　　徐永光介绍，流入地政府在落实“两为主”政策上的难度与具体体现，是公办学校设立的道道门槛。

　　首先是费用门槛：农民工子女在京就读，平均每年比当地学生多交856元；流动儿童的生活水准难以与城市儿童看齐，比如校服、午餐标准等。其次是身份门槛：北京的流动儿童需要5证（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流出地无人监护证明、户口簿）俱全，然后再去办理“借读证”，手续繁复、办理有难度。还有管理门槛：如教材不一致、插班不易、设入学考试的要求等。最后是文化隔阂：在流动儿童较少的学校，流动儿童容易因为文化、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受到歧视;而当流动儿童比例高于城市儿童时，又会导致城市儿童退出该校。

　　公办学校的一道道门槛，把流动儿童挡在校门之外。

　　徐永光认为，尽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满足了许多流动儿童的上学需求，但是营利性是其发展的死结。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以非法形式存在。这些学校的营利动机抑制了教育需求，营利性和非法性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法性和学校前途的不确定性又加深了办学者的短期行为，阻碍了对学校的再投入。

　　“四低”是这些学校运营的基本特征，即几十万元不等的低投入、每学期300—600元的低收费、老师每月700元的低薪水、最终导致低教育质量。

　　徐永光介绍说，政府与市场失灵，为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公助”的崭新教育空间。

　　非营利性是打破当前“四低”民办教育死结的突破点，同时也是引入社会参与，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平民性指以低收入农民工子女为服务对象，低收费，提供符合标准的中等硬件设施，以节俭硬件来换取优质软件；高质量指优质教学资源和符合农民工子女需求的办学理论与实践。

　　徐永光特别强调，政府支持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仍然应该担当义务教育的首要责任，通过公办学校尽量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就是支持新公民学校等民办学校的发展。据了解，新公民学校在北京已建立了3所。南都公益基金会表示，将用5至10年的时间，在全国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为打工子女开办的中学。与新公民学校一样，它是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平民学校。

　　郑洪校长说，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 郑洪校长认为，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吴霓主任说，国务院“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决定”里谈到的“多渠道，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往往被忽略了，这就造成责任的缺失。责任的缺失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提高到更高的高度上看，也是忽略了或者说轻视了民办教育在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

　　吴霓主任认为，要辩证理解“两为主”政策。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是多形式的为主，不一定把农民工子女全部接入公办学校就是完全落实了“两为主”政策。由政府统筹和协调，并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补贴，也是“两为主”政策非常重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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