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期  本期采写:王尧
本期主持:张海燕  人民网要闻部、上海奥威科技联合推出
草长鸢飞的季节,两岸记者联合采访团到了行程的第一站-------呼伦贝尔市。呼市台办一位领导告诉我们,明天将有一位“杨老师”陪同大家,他认识500多种草药,还是摄影爱好者,可以给大家介绍。第二天杨老师如约而至,貌似没什么出奇之处,就一普通内蒙人。后来,同去的新华社上海籍记者告诉我,杨老师是上海人。是吗?不会是知青吧?一问,果然是上海知青,而且是呼伦贝尔最后一个上海知青。
  大漠的风刀霜剑无情,如今的老杨身上已经看不到当年“白面书生”的影子,也几乎没有了上海口音,谈起自己有份参与的那部分历史和那些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语气也只是淡淡的。生于上海杨浦区,1969年高中毕业后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内蒙插队,一呆就是几十年,当年坐一趟“专列”来的100名知识青年,只剩了他一个。
  “我们插队的地方当时叫呼伦贝尔盟布达哈旗成吉思汗公社大甸子大队,我们的任务是种田、搞副业。干过倒套子――从森林里把大木头往山下拉,修过国防公路――一天挖12立方土。后来一口气能吃五、六个馒头。早晨3点起床,晚上11点收工……”
  “从上海来到这么冷的地方,还要干那么重的活,受得了吗?”
  “还好吧,那时候年轻。”
  “您来插队时身体怎么样?”
  “还行,我在中学就经常游泳,渡过黄埔江的。”
  1974年,插队中的老杨因为表现优异,被推荐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物理系读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在旗里的中学教过高中物理后又调到师范学校教书。后来又到商校教过商品学,还到上海水产学院和黑龙江商学院进修过,总之学过的东西不少,教过的科目也挺多。
  1986年,老杨又一次转换工作岗位,来到呼伦贝尔市台办工作,转眼已经21年。做对台工作后的老杨仍然被人们称为“杨老师”。杨老师告诉我们:别看呼伦贝尔市地处边塞,台胞还不少,这些年来台办为台胞排忧解难的事做了不少,接待的台湾客人也很多,许多人临离开时都感动得哭了。
  漫漫的草原岁月中,老杨培养了两个爱好――摄影和识草药。原来,老杨当年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自费学过针炙,对中药也很感兴趣。他在上海时就喜欢摄影,“来插队就带了海欧牌照相机”。一开始在草原上拍各种植物,慢慢地就开始识草药,现在已经认识500多种草药。“这还是大的分法,细分下来有1000多种呢!”
  知青们大返城了,100个上海知青只剩了老杨一个。
  “100个知青只剩了你一个,你为什么不回上海呢?” 我终于问了这个很俗但一定会在同类采访中出现的问题。
  “当年我上大学是推荐的,说好了哪来回哪去,当然要履行承诺。再说,我在这里生活得也很好,回去的也未必都过得很好,有些也没工作的。”
  “您爱人是做什么的,孩子现在在哪工作?”
  “儿子同济大学毕业,现在在上海的建筑设计院工作。我爱人在学校教书,我们两人住108平方米的福利房!只交了几万块钱!”后来,又有几次听见杨老师和当地其他陪同人员交换彼此的住房信息,提起这个108平米的福利房,老杨的语气很是自豪,看来这个房子让他相当地满意。
  “你为什么对知青的事这么了解?”这回轮到老杨问我了。
  “因为我对知青文学很感兴趣,看了不少小说。”
  “哦。” 老杨对知青文学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
  “我回去可以写您的故事吗?”
  “我有什么好写的,不用写。”
  应我的要求,老杨还是留下了自己的通讯办法,用很娟秀很“上海”的字迹,以便我在稿子写完后通知他。
  最后才想起,还应该留下杨老师的“倩影”,可惜,这时已经没有大草原做背景了,我们已经回到了城里,照片的效果不是很好。最后几张,是在机场照的,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一位摄影高手帮的忙。老杨耐着性子由我们摆布了半天,表情很不自然,照完就如蒙大赦般地跑了,忙着去安排停车位,没有来得及跟我们说一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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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京,跟好几个人讲了老杨的故事。故事似乎太简单,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激动,“状态,明白吗,打动我的是他的状态。”--------然而状态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很难描述。
  某天傍晚,偶遇某报主编。寒暄两句之后,我想起了老杨的故事。“对了,我正想给你们投稿呢。”
  我简单介绍了老杨的故事。-------“我觉得他境界挺高。”
  “这境界可不高,我们那栏目都是登道德楷模啥的。”
  “那确实不合适,他是不是道德楷模我可不知道,一面之缘而已,只是觉得他到一定境界了。”
  “嗯,也是一种境界。只是不适合我们那个栏目。”
  亲爱的读者,不知您是否读出了我羡慕不已的那种境界?
编后
  最初接到王尧电话,说打算写一个知青,我就开始激动:好啊,好啊,应该很有故事。
  抱着这样“固定成见”的我,在阅读杨老师时,一脚踩空了,头有点晕乎乎的。
  于是给王尧打电话。王尧说触动自己的是杨老师的这种状态,“然而状态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很难描述。”这种语焉不详让我不禁牙痒痒。
  王小波在他的《黄金时代》里记录下了王二的知青生活:拿村长家母狗的双眼练枪法、跟当地青年打群架、用“伟大友谊”勾引貌美如花的女医生、逃隐山林自得其乐、写搞破鞋交代材料……王二“想爱、想吃,想一瞬间变成天边半明半暗的云”。
  但杨老师是种田、搞副业、倒套子,修国防公路,是每天挖12立方土,一口气能吃五、六个馒头,是早晨3点起床,晚上11点收工……
  王二和杨老师,到底谁是真正的知青?
  还是王小波,时针却拨到了王二年届不惑时的《似水流年》。少年时一心要当个好样的爷们,渴望打仗,把自己肠子掏出来挂到敌人脖子上的王二回过头去,发现当年那种火烧火燎的激越渐渐褪去,“衰老之刑”渐施威力。一路趔趔趄趄的王二觉得自己像中了邪般躺在河底,眼看粼粼流光、落叶、空玻璃瓶、碎木屑一样样,一点点的从身上流过去,自己想伸手抓住,却又伸不出手去。王小波说,“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也都跑到这似水流年里去了。”
  现在我想,也许,打动王尧的就是杨老师的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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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九旬老红军王道金:用一生走“长征”
  长征,世界战争史上的传奇;长征,共和国不朽的记忆。对于那些亲历长征的人们来说,长征,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长征,甚至贯穿于他们的一生。在著名的“红区”遵义,我们见到了92岁的老红军王道金,他是为数甚少的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而又至今健在的人。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娄山关大捷、翻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开发建设、改革开放……当地人说,这样的老人是 “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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