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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人谈之二

钟南山:上医治未病,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

人民网记者 刘茸

2013年04月16日00:26    来源:人民网-社会频道    手机看新闻
3月28日,中华医学会会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在广州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毛文正 摄)
3月28日,中华医学会会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在广州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毛文正 摄)

钟南山:我的出声义不容辞 (视频拍摄及制作:毛文正)

在许多经历过2003年那场灾厄的人心目中,钟南山是一个无需解说的名字。“非典”病魔席卷中国的恐慌中,他至少有三次发声,成为抗击“非典”战役的三个标志性转折点:

广州“非典”疫情危重的春节前,他代表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提出“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形成抗击“非典”的核心高地和事实上的临时指挥所;

2月18日,他在北京官方几近定论的“衣原体病因说”上投了反对票,后被证明是正确和果断的选择,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大面积误诊;

4月,在面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记者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明确表示“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启动了真实疫情通报和国际协作的开端。

2003年2月,也是钟南山团队率先提出一套对“非典”行之有效的疗法,通过《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发往全国,指导了许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传记作者给他的封号是“勇敢战士”,但钟南山自己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医生。在非常时期客串过斗士、发言人甚至精神领袖后,他回归日常,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作为医生、教授和行政领导的工作。

3月28日,记者在广州采访到了中华医学会会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

“我没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

记者:这十年来,您的生活和工作有没有因为“非典”发生大的变化?

钟南山: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我是搞胸肺科的,“非典”正好是呼吸系统疾病,有意无意就成了防治里面一个比较瞩目的焦点了。当然最后是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都会看到。我想,咱们从“非典”的整个过程就能感觉到,讲话都要比较注意,因为它会造成一些影响,或许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尽量做到讲话有证据,这是比较大的影响。

记者:您个人的工作内容有没有发生改变?

钟南山:十年前,正好“非典”前一个月,我本来已经不当广州医学院的院长了,行政工作空了一些,后来因为“非典”又多了很多社会工作。其中特别主要的就是2005年到2010年,我当了中华医学会的会长,经常到北京出差。这个工作占了自己不少时间,但假如能够为广大的医务人员做点事,还是很值得。

这是在社会活动上面。业务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为什么?以前我是从来不搞突发性传染病的,但是国家碰上这样的事,而且十年来禽流感、猪流感,一直到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及H7N9型禽流感,对人群来说首当其冲的都是呼吸系统。我们的工作、研究都要结合公众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力量。研究所有一个很大的组,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病原学监测、对重病人的救治,都做了一些工作。

记者:“非典”的早期情况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公开,但当时您在急迫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讲了真话。现在十年过去,大家想知道,当时有没有一些话是您没有讲,或者一些信息是当时没有披露的?

钟南山:大多数都还是有讲的。我记得第一次去北京参加记者招待会,上头曾经给我交代了一下,就是说要按照当时定下的调子来讲话。那次招待会,我比较多地强调北京不同医院出现了一些病人,我解释说,有些医生不是搞这行的,不太了解,以及有些地方有转院病人,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并不是很严重。

第二天立刻又有一个发布会,还是有很多记者对一些问题不太满意。有一个记者直接问我,你觉得现在“非典”是不是已经控制了?我当时没怎么思考就说,没有控制,顶多就是被遏制了。当时说实在的,病源也不知道,病情危害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怎么治也没有把握,而且还在不断地传染,怎么能说它受到控制呢?我不大理解,也没有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结果境内境外都发表了。我当时只是从学术的层面来考虑。

记者:在“非典”这种危机面前,到底怎么对待信息公开的问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您怎么看?

钟南山:信息公开,需要辩证地看。从基本来说是应该公开的,但要看什么事情。比如突然出了一个核事故,当然是要公开,就像日本那样,但是政府应该首先要知道怎么对待,心中有数以后再公开。要是政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下就公开的话,也会引起恐慌。

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向公众报告事情原委是对的。比如灰霾,一般来说,你越是向公众坦诚、透明地报告现状,而且有自己的想法,该怎么做,我想你就会和公众心连得越近,就能共同来对待这个事情。

你说为什么“非典”一开始就有隐瞒,一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怕引起社会混乱,这是最多的考虑,第二是对这个东西不认识。包括我接触香港的一些官员,真的没想到这个事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因为谁都不知道它会这么传染,而且传染以后在国际上造成了10%的死亡率,都是青壮年。对疾病,对它发展的未来不认识,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国家在“非典”以前,常常就习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疫情,把它盖起来大事变小,小事化了,包括艾滋病、毛蚶造成的肝炎等等。一旦老百姓知道了真相,就会拉大对政府信任的距离。

所以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注意信息公开。以后出现的事情都比较注意,比较及时地向大家报告。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时媒体的作用?

钟南山:媒体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吸引眼球的背后,有时候是真的新闻,有时候是把新闻放大虚假化,两个都有。

我觉得“非典”一开始,确实媒体也不太了解情况,另外也是有一部分放大的。2003年开始单纯是官方的媒体在报,后来透明度各方面能促进得这么快,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虽然媒体没讲,但是民间短信传播很多,大家都知道疾病的传播,以及它的严重情况。这个我觉得起了很大作用,这也算媒体吧?

媒体在这个突发性事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部门和地方,不想让媒体知道,但媒体非常想知道,包括香港媒体,当时都很怕见他们。但是我有过几次很坦诚很坦诚地跟媒体讲我的想法,讲事实是怎么样的,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地报道。

有一次给我的教育很大,那次是在香港,给一些媒体谈关于“非典”的问题,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很坦诚地讲大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怎么对待,怎么做。第二天看到媒体报道,绝大多数非常好,那次给我的思想转变很大。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对媒体大多数人,你只要非常坦诚地向他们讲情况,不带偏见,而且不带情绪的话,他们也能够很客观地反映情况。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和大多数媒体做了朋友,当然不是所有的。

我觉得,大多数记者能够很客观地把你的问题反映出来,但是你不要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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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袁悦、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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