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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社监委将开全体委员大会 身份或重新定位

2013年06月03日04:24    来源:京华时报    手机看新闻

红会社监委将开全体委员大会

  2011年6月,因为“郭美美”,红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至今未能消除。

  两年后,成立不到半年、曾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同样因为郭美美,被扯入质疑风波的漩涡,无法脱身——先是社监委被指为红会公关部,继而4名委员被疑与红会有利益关系。

  部分委员将此归因于社监委的身份与职能被错误估计:社监委委员并非社会公选,而只是受红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为红会提供建议及监督。

  下一步,社监委将如何行进?6月9日,社监委将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众多事项将在会上被提交讨论,其中包括社监委的定位、职能等问题。

  承载众多期望与压力的社监委,或将在此次大会上,重新给予公众一个全新的认识。

  郭美美再引风波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简称社监委)真正“出名”,是在芦山地震期间。

  社监委委员、新闻发言人王永当时负责官方微博运行,每天发布十多条微博,其中大部分是对网友举报红会问题的回应。

  “前后收到100多条举报,只有两三条是真实的。”王永感受到了网友对红会的“敌意”,专门接收举报的手机,经常收到骂人短信,微博的评论里也多为谩骂之言。

  4月23日,社监委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拟重启郭美美调查的微博。

  王永对媒体表示,社监委内部已对重查郭美美事件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

  该消息激起千层浪。红会社监委及王永本人,被广泛关注。

  3天后,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发布微博称,“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郭美美,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郭美美。”王永随后也告诉记者,只是社监委内部的几名委员达成共识,是否调查尚需全体委员讨论后决定。

  略显戏剧性的变化,让人们误认为红会、社监委出尔反尔,矛头对准红会的同时,社监委也没能置身事外。

  让整个事件发酵至高潮的,是5月13日知名爆料人周筱赟的一则爆料,他指责红会社监委只辟谣不监督,是红会养着的“公关部”,社监委监督的独立性难保证。周筱赟同时质疑委员王永所在的公司与红会有利益关系。

  4委员接连“中枪”

  “成为社监委委员时,我预想过可能会有麻烦,但我没想到麻烦会这么大。”5月28日,王永告诉记者,这段时间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

  王永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之一,他被骂骗子。“我只想说我骗谁了,我们不拿一分钱开展监督工作,是为了谁。”他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在都受到了巨大影响,还殃及了家人。

  质疑还远未结束。5月25日,有媒体报道,社监委成员中包括王永在内,至少有4位委员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其中,委员王振耀所在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被指接收过红会2000万善款;委员袁岳被指其公司承接了红会的评估项目并收取费用。

  对此,王振耀回应,“用谎言的方式来质疑,这是想干什么呢?我只能怀疑质疑者有不良动机。”他表示,自己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壹基金也发布声明,澄清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2000万善款无关红会,而是壹基金向企业募集的定向捐款。

  委员袁岳称将退回所收的3万元费用,并表示,如有必要将辞去委员一职。

  5月29日,社监委委员、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被爆与红会有直接利益关系。张勇对此予以否认,并对其中细节进行解释,他同时称,“至于他们说我够不够资格做(社监委委员),我无所谓,做也行,不做也行。”

  以监督红会为己任的社监委,自己却陷入了信任危机。有委员甚至担心,没有根据的质疑如果再继续,社监委的工作将难以持续。

  社监委救不了红会

  据介绍,社监委16个委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监委工作,不从红会领取报酬,但社监委的工作经费由红会承担。

  社监委章程明确,社监委可对红会战略发展计划提出意见;对红会的财务、捐赠、项目以及整个流程进行监督;应公众要求,对涉及红十字会的重要事件进行调查;负责接收民意转交红会等。

  因此,社监委的成立被寄予厚望,认为可以避免类似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多家媒体的报道中提到,今后再发生类似郭美美的事件,“将有独立的第三方开展调查,调查结果也会更客观。”

  在委员王永看来,社监委成立半年来,确实做了一些事。成都红会捐款箱长毛事件,是社监委介入调查的第一起较有影响的事件。

  “事情查实后,我们要求红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全国的捐款箱进行排查。第二件事是要求红会出台捐款箱管理办法,以及合作伙伴的管理办法。”王永认为,社监委对红会的监督是从点到面,更利于促进红会工作的廉洁高效透明。

  他表示,很多人说社监委在芦山地震期间专门辟谣,“可是网友向我们反映问题,是假的那当然要澄清啊。难道澄清就成了专门为红会辟谣的公关部吗?”

  但对于“辟谣”,多名委员并不赞同王永的观点,反而认为有些不妥。

  王振耀表示,社监委不是红会的信访机构,“我们不能代表红会向社会做任何解释,我们的工作不该是这样,红会也没授权我们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辟谣解释。”

  他认为,社监委接到的来自于红会的授权,只是为红会提供监督、提供意见等,公众有意见可以通过他们来转给红会,“红会的信用不能靠社监委来挽救,社监委只是帮助红会的一点点力量。”

  身份定位存异议

  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以志愿者身份监督红会的机构,却深陷质疑漩涡。

  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王振耀看来,“实际是社会上对社监委的功能定位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质疑者把社监委的定位弄错了,把社监委当成了类似纪委的机构,这就给社监委赋予了极高的职能。”

  尽管社监委章程明确,社监委“是由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机构,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但王振耀认为,社监委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监督机构,委员不是社会投票选出来的,而是受红会邀请而成为委员,“大家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义务帮助红会完善自身,而非大家想象中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社监委没有注册,也没有独立的法人代表,何谈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呢?”

  王振耀的看法得到多名委员的赞同。社监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社监委是红会为加强自身监督,邀请社会各界专家而设立的相对独立的机构。

  “它应该沟通社会监督红会,而不能代表红会。它的监督功能目前是红会授予的,不能说是社会授予。”杨团表示,社监委只是相对独立,而非完全独立,且完全独立的社会监督慈善组织的机构在中国现在没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认为,社监委的很多制度还没建立起来,对社监委的质疑也主要集中在成员产生、构成及社监委与红会的关系等方面,不过如果仅因为红会出经费,就判定社监委不独立,这是不成立的。“法律法规明确基金会的审计评估费用都由自己支付。但作为社监委委员,在社监委成立前与红会有合作没问题,但成立后绝对应该避免合作。”

  他同时表示,红会本身就是半官半民的性质,而社监委的成立较为仓促,社监委如何定位,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成员如何选出等,都需要探索实践,现在没有先例可依循。

  寄望大会明定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社监委的成立由红会发起,但质疑风波后,红会始终保持沉默,记者递交采访提纲也未获回应。其他委员在接受采访时比较谨慎,不愿多言。

  不过,委员们仍对社监委有所期待。6月9日,社监委将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社监委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更多的委员寄望于这场会议。

  委员袁岳表示,自己将在大会上向委员会报告受质疑项目的合作情况,接受委员会对此问题的判断与意见;王永表示,自己正在准备有关重查郭美美的建议,将递交大会上讨论。“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相信很多委员现在都在思索。”王振耀说,之前的工作因为经验不足,确有需改进之处。委员王永认为,红会成立社监委来自我监督,是很好的试点,如果红会做成功了,那么在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开展,“社监委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希望社会更多的是宽容、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以及理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另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已有数个委员想到过离开,袁岳更是公开声明,如有必要将辞职。袁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员中没有人是靠红会吃饭的,也不会因为红会领导一句话就要为其做什么,“我们不是接受命令,而是从专业角度对红会机构的建设提出建议”。

  王振耀说,公众要求社监委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我想,如果社监委真的如此定位,很多委员可能都无法留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以自己为例,社监委章程提出一年开两次大会,在时间上给予委员充分的自由,他才愿意担任委员。

  有委员透露,6月9日的会议上,委员们会对社监委的定位和职责进行讨论,给予社监委一个明确定位。

  一旦委员达成一致,是否意味着社监委章程将修改?对此,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表示,在大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众多问题都将会被提出、讨论,以进一步完善社监委的工作。

  不过,社监委如要修改章程,须经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黄伟民表示,现在什么都不好说,“一切以委员的最终讨论结果为准。”

  本版采写京华时报记者陈荞京华时报制图吴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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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军涛、赵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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