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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森中国行陷“阴阳”合同纠纷 开场前坐地起价

2015年06月09日08:34    来源:法制日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艾弗森中国行陷“阴阳”合同纠纷 开场前坐地起价

  孙亮最近“一跪”而成名。

  这一跪是因为篮球巨星艾弗森参加合肥站商业赛事时,不像宣传的那样上场打球,作为承办方的负责人,孙亮选择这种方式,对球迷表达抱歉以及感谢。

  孙亮说自己很委屈,因为他和活动总代理商签订合同明明约定上场打球。艾弗森则说自己被骗了,因为他和总代理商签订的是教练合同,没有上场打球这一条款。而这一闹剧此前就已在黑龙江哈尔滨、陕西西安等地“连锁”发生。

  明星“商演”为何出现扯皮现象?这背后涉及的问题值得推究。

  “中国行”接连遇挫

  孙亮是合肥站承办方、合肥篮奥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告诉记者,艾弗森中国行的总代理商天津启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去年12月就告诉他有这个活动,之后展开洽谈。今年3月28日,他与天津启迪公司签订合同,明确签有上场条款。

  5月12日,比赛门票正式开售。在这之后,篮奥体育公司开始宣传看点,吸引球迷关注。

  在孙亮提供的合同中记者看到,在双方权利义务方面,甲方保证艾弗森在合肥站比赛中出场打球并保证球队其他球员参加明星赛活动互动环节。

  “天津启迪有艾弗森中国行的总代理权,我肯定相信和他们签订的合同。”孙亮说,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艾弗森中国行的其他站点接连出事。

  哈尔滨站,艾弗森拒绝上场,西安和呼和浩特站,比赛被取消。而问题主要出在了两份合同上。据多家媒体报道,天津启迪和艾弗森签订的是教练合同,而与承办方签订的是上场打球合同。因为合同内容有出入,导致艾弗森和承办方都感觉自己被骗。

  天津启迪也没有推脱责任,公开发表道歉声明称,给球迷提供(艾弗森能上场打球)错误的消息是他们做的,此事与艾弗森无关,向中国人民和艾弗森先生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所幸在泉州,艾弗森上场打了3分钟,给孙亮带来了希望。然而,希望并没有持续多久。

  开场前坐地起价

  5月29日,合肥站比赛当日,艾弗森不愿意去球馆,因为他说自己在泉州上场比赛约定的报酬,天津启迪没有打给他,他感觉自己又被骗了。

  孙亮磨了半天嘴皮,艾弗森的经纪人才提出,上场的话要给他们30万元和一半的票房。孙亮感觉自己被“要挟”了,但面对三四千的球迷观众,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答应。但后来,艾弗森方面又反悔了。

  晚上8点多钟,距离开赛已经延迟1个小时,艾弗森的经纪人出现在球场上称,艾弗森不能上场,将作为教练在场边,天津启迪公司欺骗了他们,但和孙亮没有关系。观众席顿时炸开了锅,于是出现孙亮下跪磕头的一幕。不过,在篮奥公司的筹划下,当天艾弗森的积极性很高,和球迷进行热情互动。

  孙亮说,他很感谢球迷的理解,但这件事给自己长了个记性。当初签合同只是检查了对方的身份证、资质证书,没有查看对方与明星之间的合同文本。今后,一定要核对除商业秘密外的合同条款,不能仅听一面之词,并且一定要注意合同的严谨性,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要细化到衣食住行,细化到小时甚至分钟。

  其实,以前举办商业赛事,还要体育部门把关。合肥市体育局副局长江运告诉记者,以前体育局要审查赛事举办方的资质、场地、合同等,批准后才能举办。自从去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就被取消了。体育局的职能更加转向于服务,体育文化市场也更加开放和具有活力。

  “现在商演完全是市场化行为,签好合同直接到公安局作安保备案就可以了。”孙亮说。

  商演背后多重法律关系

  合肥站的比赛结束后,孙亮也没有放松下来。他告诉记者,自己正和其他三个站点的承办方打算向天津启迪发表维权声明,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记者试图联系天津启迪负责人,但对方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不同承办方出现的波折不同,在维权路上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首届合肥市十佳公益律师李成华认为,若是总代理商和承办方签订的合同内容超越了其与明星签订的合同,造成最后明星没有上场,这明显是总代理商的违约行为。承办方可以按照当初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进行索赔。如果当初未作出明确约定,要对赛事被取消等产生的直接损失进行赔付。如果约定的违约金低于实际损失,按照实际损失主张。

  “具体到合肥站,艾弗森出现在赛场前还存在‘加价’行为,这也是总代理商违约导致的,应当算到损失范围之内。”李成华说,但总代理商可能会说这是承办方的个人行为,因此会产生一定争议。此外,艾弗森上场打球是比赛看点,没有了看点,对票房会产生影响,产生间接损失。不过,这一部分通常不太好界定。

  对于饱含期待的消费者来说,看点是影响他们会不会买票以及花多少钱买票的重要因素,但是商演少了一个看点,不能确定对他们观看的影响。因此,消费者并不好维权,出现维权的案例也很少。

  在现实中,除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明显违约的“罢演”外,还存在商演明星“耍大牌”,导致活动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对此,李成华认为,合同对明星参与方式、参与度可以进行明确约定,但对于情绪很难做出有法律效力的约束,碰上了同样也是很难维权的。

  安徽省行政学院教授昂永生说,市场开放和政府简政放权相辅相成,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不管,相反要求政府要更加注重过程监管,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从重审批轻监管向轻审批重监管的方式转变。见习记者范天娇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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