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验现场、比对痕迹、出庭作证,探访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

他们,用手术刀剖开案情

本报记者  杨文明

2017年01月06日05:5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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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清案情、逼近真相,细究突破、伸冤纠错,在破案过程中,让证据“说话”,现场勘验、尸体检验和物证检验等工作至关重要。这背后,离不开法医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努力。近日,记者走进云南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探访法医团队。

  

  尽管没有看到,但空气中弥漫的刺鼻气味,告诉记者找对了地方。

  “现在尸体解剖主要去病理实验室,可带回来的‘片段’味道也不小。”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室主任范豫杰忙不迭地解释。

  验尸占工作量不到1/3,条件允许时解剖不戴口罩

  影视剧里,很多时候法医结论会主导整个案件侦办的方向,而在现实中,法医工作只是刑事侦查中的一部分,破案需要多部门的配合,不同案件情况也不一样。

  “法医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侦查人员提取的视频、目击证言、物证书证等证据都非常重要,有的案件需要法医做尸体解剖、DNA鉴定等,重要的是法医和侦查人员的分工协作。”范豫杰说。

  目前,社会化司法鉴定机构越来越多,部分司法鉴定机构也会从事法医工作,可没有哪支法医队伍像公安机关法医那样,贯穿从案件侦查到审理的整个过程。

  刑侦支队的法医,不单靠技术,体力也必须过关。出得了现场、忍得住气味,有时还要会做泥水匠。十几年前,昆明市五华区、官渡区等公安机关接到多起女性失踪报案,抓获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人均被杀害,埋在了租住处房间的坑内。为避免居民不适,9名法医从下午两点以装修的名义进入房间忙到次日上半夜,挖出多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找到尸体只是开始,为了抢时间,常常要现场解剖。全套防护服,帽子、口罩、罩衣、鞋套及手套一个不少。解剖中,每道程序都会拍照。法医会通过尸温、尸斑、尸浆来初步判断死者大致死亡时间。因为酒精、农药等味道能辅助接下来的检验,只要条件允许很多法医在解剖中就不戴口罩。解剖后,还要缝合伤口,清洗血迹,“这是对死者的尊重”。

  在目前的法医工作中,验尸比重不到1/3,伤情鉴定、DNA鉴定等工作,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DNA数据库“帮忙”破案,更多新技术可解读尸体信息

  接到检材,范豫杰的同事黄磊忙活了通宵。

  这个案子,案件发生时间,不确定;潜在嫌疑人,没明确指向。丢失的物品,是枪支以及若干子弹。不及时破案,就意味着多了一分凶险。

  “送检民警说犯罪嫌疑人可能用水果刀割过包装、还喝了茶。”听过简单的现场勘验描述,黄磊将目标重点锁定在水果刀、茶叶盒上。通过多部位提取,一把刀提取了十五六个点位,第二天下午3点,终于找到了同一个人的多份DNA样本。入库比对后,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

  成功寻回枪支,黄磊很自豪。如今,法医工作对象早已不再停留于尸体、人体组织层面,“DNA是新的方向”。

  建立DNA数据库,凭借现场检出的DNA确定犯罪嫌疑人,加快案件办理进程。2016年以来,昆明市公安局法医室DNA实验室共检验日常各类案件2000余起,检材3万余份,共完成3.4万份违法犯罪前科人员DNA样本的检验入库工作。截至2016年8月底,通过DNA数据库比中嫌疑人数为1502人。

  “法医室地方不大,投入不小。”走进范豫杰的工作场所,一台设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做一例DNA,成本也要几十元。范豫杰说,技术越来越先进,法医的“刀”也越来越多。像X光、三维立体扫描等技术的应用,让不解剖就解读尸体信息成为可能。

  去年在20多起案件中出庭作证,协同完成案情拼图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刑事诉讼对证据要求提高,法医已不只是在案件侦查阶段工作,他们经常需要出庭作证。

  工作量大了,范豫杰却很欣喜:“通过证据支持来推进案件办理,更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

  法医技术日益先进,案件办理更为精细,但真正还原事实、阻却冤错,仅靠技术层面的进步远远不够。“对法医而言,一定要敬畏法律、敬畏科学、敬畏证据。不靠谱的鉴定甚至虚假鉴定,我哪能签字?不遵守鉴定程序,很容易导致冤假错案。”范豫杰说。

  在昆明,2015年全年仅有五六起庭审有专家证人出庭,2016年法医出庭作证的已有20多起。

  “庭审前,我们都会针对可能提出来的问题进行准备。主要是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根据鉴定意见和侦查情况进行准备。庭审中,焦点主要在对鉴定结果和相关概念的理解上。解读鉴定结果时,我们会客观地进行阐述,不能把庭审变成一场学术讨论。”范豫杰说,他们的实验和鉴定意见都是按照行标和国标来执行,每一项实验步骤都有相应的记录。

  “法医的手术刀,是寻求真相之刀,也是打击犯罪之刀。通过技术手段,我们努力找到更多的信息,与其他部门配合,完成事实拼图。”范豫杰说,“特别是在命案侦破中,我们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死者‘开口’,让证据‘说话’,还原犯罪过程。司法最终还以公道,是对被害人最好的慰藉,也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6日 11 版)
(责编:曹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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