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临摹梵高十万幅  “中国梵高”经历被拍成纪录片

2017年06月07日08:13  来源:广州日报
 
原标题:二十年,临摹梵高十万幅 “中国梵高”经历被拍成纪录片 画作价格从130元涨到1.2万元

  “中国梵高”经历被拍成纪录片 画作价格从130元涨到1.2万元

  赵小勇

  赵小勇的妻子钟早春也是一名画工

  纪录片《中国梵高》封面

  近日,纪录片《中国梵高》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长片,影片先后在欧洲多国上映。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中国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画师赵小勇。从1997年开始,来自湖南邵阳的赵小勇临摹了超过10万幅梵高的作品,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梵高”。对于这个称号,赵小勇欣然接受。这部纪录片的获奖,让赵小勇再度“火”了起来,如今他的画,从过去的几百元,上涨到最贵的1.2万元。

  “现在我一般不动笔,因为画一幅1平方米大小的画,都值4000元呢。”赵小勇笑着说。

  然而如今的大芬村,画师和画廊都比鼎盛时减少了一半。靠临摹梵高的画,赵小勇已经没法过日子了,他开始转型做原创,“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

  临近大芬村,“世界油画,中国大芬”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大芬村里有密密麻麻的画廊,赵小勇的画室就在大芬村九巷。他身穿一件背心,看起来有些清瘦,头上的白发格外显眼。

  起初一年没卖出一幅画

  画室摆满了赵小勇临摹的梵高作品:《星空》《向日葵》《咖啡厅》,看起来像一个陈列馆。他的妻子钟早春正忙着临摹一张风景画,这些年,究竟临摹了多少梵高的画,钟早春已经记不清了。她可以一边在画布上画《向日葵》,一边看电视剧《欢乐颂》。

  这间画室大约有20平方米,木质的房梁晾着很多刚刚做好的画,油彩的气味在闷热的空气里蒸腾,似乎快要燃烧起来。记者待了半小时,就有些受不了了,但赵小勇和钟早春早就习惯了。“我们忙起来,一天要工作15个小时,甚至通宵。别人说我们身上有一股颜料味,但我们自己闻不出来。”

  1972年,赵小勇出生于湖南邵阳农村,家中二哥从小喜欢画画,赵小勇常在一旁看。1987年10月,初中毕业的赵小勇来到深圳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藤篮厂给树脂做的人物上色,后来他又去了龙岗一家陶瓷工艺品厂工作,每月有1200元的工资,这让赵小勇很满足。“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才600元”。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湖南工友跟他说,他的哥哥在大芬村画油画,要带他去开开眼界。

  赵小勇形容自己第一次到大芬村的感觉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第一次见识了油画创作的全过程,这对他触动很大。1996年底,赵小勇决定到大芬村闯荡。他一开始和老乡张正京合租,张正京在大芬村画油画已经有十多年了,赵小勇的油画技法就是跟他学的。他提醒赵小勇,“你可能一年都没有一单生意,要坐得了‘冷板凳’。”

  赵小勇形容那段日子清苦而充实。每月房租200元,他付100元。两人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子中,天气太热,一晚上要洗5次澡才能睡着,赵小勇有时索性不睡觉,从中午11时起床,一直画到第二天的凌晨4时。

  大约半年后,他出师了。从张老师家搬了出来单做,在大芬村租了个月租300元的单间。但一年内,赵小勇一幅画也没有卖出去,他窘迫到吃饭的钱都没有。只好跟张正京借钱。后来,张正京给赵小勇指了条明路:专画梵高的画,因为梵高的画订单多。那半年,赵小勇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梵高的作品,《向日葵》《咖啡馆》《星空》,他画了上百幅。

  28分钟画好《向日葵》

  赵小勇背着自己的画,到当地画廊去推销。“有一个香港画商姓高,他看我每次都去,终于收了我两张画,当时的行情,50×60cm的150元一张,我要价130元。他买了我两张画。”

  这位画商给赵小勇的最大订单是20幅,要求他一个月内画出来。从无人问津到订单烫手,那段时间,他和老婆每天上午10时开始,光着膀子在画室内挥汗如雨,一直画到第二天的凌晨三四时。为了提神,他有时一天要抽两三包香烟。

  从2000年开始,赵小勇的订单像潮水一般涌来。2000年4月,最多的时候,他的订单达到2000多幅。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他认识的这位香港画商是“做大买卖的”,他从大芬村收走的画,基本上都出口到了欧洲。大订单也意味着单靠赵小勇两口子已经无法完成。从2000年底起,他开始带徒弟,包括自己的弟弟、小舅子都成了他的学生。最多的时候,他一共收了9个徒弟。他租了两套房,妻子做饭,给画工包吃包住。

  其实,钟早春是他的第一名弟子。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她就能承担调颜料和打底的工作。作画中的一些基本程序,比如铺底色等,他会承包给周围的画工,于是他成了小老板。他的妻子专画《星空》《向日葵》;弟弟专画《咖啡厅》;小舅子专画《自画像》。

  当收到6位数的定金时,赵小勇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生平头一回体验到赚钱的酣畅淋漓。

  赵小勇说,他一开始甚至连梵高是谁都不知道。“那几年,我几乎把梵高所有的作品都画过了。《鸢尾花》《向日葵》我都画了两万幅。直到现在,我画梵高的画从来不用草图,可以直接在画布上落笔。订单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差不多可以画10幅梵高的画。”赵小勇边说边向记者表演了现场临摹梵高的《向日葵》,28分钟,他便画好。22分钟之内,他又完成了梵高的一幅《自画像》。

  画师要成功分三部曲

  赵小勇在自家窗户外挂了“专画梵高”的红色广告牌。在整个大芬村,画梵高作品的不下20人。

  在赵小勇看来,大芬村是个好地方,但也非常残酷。好处是市场培育起来了,经常有人来收画,只要画得好就能养活自己;残酷在于竞争激烈,如果画得不行,最终只能是赔光本钱后走人。“在大芬村,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高手,但如果能坚持5年以上,就已经算是高手了。”

  2005年时,世界上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村。从2006年到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元。赵小勇将大芬从业者的发展路线总结为“三部曲”:从画工出来,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可以出师了;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画师,可以接单了;接到一些单可以找人打下手了,然后再成立画廊,再继续把画廊做大成企业。

  但从2008年开始,画了十多年梵高作品的赵小勇突然发现,订单开始骤减60%,到了2009年,没有一个订单,“一下子感觉掉到了冰窖里”。

  订单的减少,在赵小勇看来这是早晚的事。更关键的是,喷绘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作画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因为喷绘一张画,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绘的一张画,至少要300元。

  赵小勇说,到了2012年,大芬村的画工较顶峰时期锐减了50%以上。如今跟他同一批到大芬村的那些画师,所剩的已不到10个人了。赵小勇也逐渐将主营业务转移到了浙江。如今,他在宁波也开了一间画廊。“在那里,我的一幅高仿画可以卖到1.2万元,至少也有8000元。”

  欧洲之行

  看到真迹激动落泪

  随着《中国梵高》的获奖,赵小勇的名气越来越大,有趣的是,他的画是按面积计价的,“在广东这边一平方米要3000元,在浙江那边是4000元。最贵的一幅画可以卖到1.2万元。”

  赵小勇说,这部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之所以能在国内外获得多个大奖,是因为内容真实、震撼,而且“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地位摆在那里,“我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也是大芬村画师的代表,通过我的故事,能看到大芬村的成长经历。中国经济现在全世界都关注,所以这部电影火了,我也火了。”

  临摹了一辈子梵高的作品,赵小勇在2014年终于有机会见见梵高的真迹。2014年8月,在《中国梵高》导演余海波的陪同下,赵小勇终于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他在梵高博物馆旁边的纪念品店里看到了自己的画,激动地冲了过去,也遇到了跟自己合作多年的荷兰商人。

  赵小勇的心情很复杂,因为一张大幅的高仿作品在德国、荷兰等地可以卖到一千多欧元,但很多画工得到的仅仅是200元人民币。

  在梵高博物馆,看着自己临摹了无数遍的《星空》和《咖啡馆》真迹,赵小勇忍不住落泪,他感觉自己的呼吸快要停止了。“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颜色有差别。”他自言自语。

  赵小勇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梵高曾经生活和创作过的地方。他在梵高曾经画过的咖啡馆前当场凭记忆画了一幅,引来很多客人和路人驻足围观。最后,他把画送给了咖啡馆的人。欧洲之行结束后,他马上提高了出口仿作的价格,“我画了20年了,应该有这样的江湖地位了。”

  这次欧洲之行对赵小勇触动很大,“我花了20年临摹的所有作品,都不及一幅真迹的价值——不是价格,而是一种艺术的价值。原创的意义是无价的,任何临摹都无法与之相比。”

  赵小勇说,那种一幅画一天重复画几十张的生活自己也腻了。现在他一天就画一幅两幅,有时到了第二天,怎么也不想再画。赵小勇想转型做原创:“大芬村要‘活’下来,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

(责编:赵恩泽、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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