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23万平方公里，涵盖了我国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为何在这些地方设立首批国家公园？会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带来哪些影响？国家公园体制如何推动自然生态保护传统模式的转变？对此，人民网记者对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徐基良教授进行专访。

首批国家公园极具代表性和独特性

建设国家公园，就是要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起来。徐基良表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充分体现了我国“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

徐基良谈到，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其设立将实现对中华水塔的源头整体保护，同时对于高寒生物的保护也意义重大。作为水源地，三江源地区也为当地的畜牧业发展提供生态屏障。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地。大熊猫为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中国形象，与朱鹮等一起为全球濒危物种的保护和解濒工作提供了中国方案，是世界生态教育样板，是独一无二的。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分布着我国境内规模最大、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分布地，武夷山国家公园拥有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这些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徐基良说。

设立国家公园兼具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

国家公园是代表国家自然和文化核心特质的一类自然保护地。谈到设立国家公园的意义，徐基良表示，其对我国的生态保护会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于生态保护的认识度、支持度和参与度。

“目睹国家公园的建设，会让公众从内心生发出民族自豪感，这对于增强民族荣誉感是非常重要的。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这对在国际上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也具有积极意义。”徐基良说。

同时，他还指出，设立国家公园的初衷之一在于解决资源保护或国土资源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规避碎片化管理，防止出现“九龙治水”，这将为今后的生态保护工作积淀经验。

在社会获益方面，徐基良认为，“绿色惠民”是很有力的扶贫手段，例如三江源生态公益岗位设立的“一户一岗”制，让群众在“绿水青山”中收获“金山银山”。

国家公园未来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持

2016年以来，我国陆续建立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管理体制创新、生态保护、社区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建设国家公园？怎样实现重要生态区域大尺度整体保护？

在采访中，徐基良肯定了目前国家公园建设积累的丰富经验，同时也指出了在起步阶段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他表示，要继续探索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发挥国家公园的功能。

徐基良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议尽快出台自然保护地法和国家公园法，解决立法问题。

谈到新的国家公园的设立，徐基良建议，要科学有序，不能过于追求数量和面积，而是要根据基础条件，条件成熟一个就建设一个。此外，自然资源禀赋、所在区域社会经济现状与发展等都是设立新的国家公园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对于国家公园工作的人才培养，徐基良也指出：“人员问题如果不解决，工作的开展便可能只停留在纸上。相关从业者必须具备相配套的从事国家公园工作的能力。”

徐基良提议，在进行人员培训时，应当按照国家公园的岗位需求分层次、分类别进行，避免“一刀切”。除了从业人员的培训，还要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高等院校应当及时调整本科专业的设置，有关部门和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在招聘时也要把学科门类适当进行对应的调整，规避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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