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里的画面。

拍摄纪录电影《一起走过》时的情景。

　　5月28日，大量震撼人心的画面将呈现在观众面前——

　　三大战役如何波澜壮阔？

　　中国女排如何奋力夺冠？

　　九八抗洪如何气壮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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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画面都是真实的历史影像。中央新影集团的导演们，从50万分钟的珍贵影像资料中筛选出88分钟，制作成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电影将于5月28日在全国院线上映，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央新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姜海清向记者表示，中央新影集团的前身是诞生于1938年延安烽火岁月的延安电影团，1953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几十年来，一代一代前辈导演、摄影师通过影像完整真实地纪录着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重要工程、重大变化，为党和国家留下珍贵的历史影像，现保存了总计60多万分钟影像资料，其中50万分钟为珍贵胶片，成为国家影像历史的纪录者和典藏者。

　　家有谱，地有志，国有史。83年来，新影是怎样记录时代、为国留史的？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新影人，听他们讲述镜头背后的故事。

　　一代代新影人秉持初心

　　这两天，新影导演王欣陆陆续续收到来自俄罗斯的消息，这让她很兴奋。一件寻觅了几十年的宝贝，离新影人越来越近了。

　　这件宝贝是一部电影的胶片，电影名叫《延安与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拍摄的第一部电影。1938年9月，《延安与八路军》开拍，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这正是新影的前身。2台摄影机、3台相机、几乎只够拍一部电影的胶片是当时的全部家当。

　　2个月后，延安遭日军轰炸，电影团驻地房屋倒塌。危急时刻，摄影师吴印咸扑到桌上，用身体护住了卸下来的摄影机零件。飞机再来时，他不顾一切冲上山，拍下侵略者罪行。

　　1940年，为了完成后期制作，《延安与八路军》素材被送到苏联进行冲洗加工。不久后，苏德战争爆发，战乱中，《延安与八路军》的胶片不知去向。

　　195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后，一代又一代新影人从未放弃对遗失胶片的寻找。“或许，寻找的意义已超越了结果本身。这是一部穿越烽火、凝聚着电影先辈热情与辛劳的电影，寻找它的过程就是寻找初心的过程。”中央新影集团文化历史事业部主任胡永芳说。

　　时代变迁，新影人的初心始终未变。他们记录时代脉动，坚守时代责任。

　　1949年，《新闻简报》创刊，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些电影简报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多彩，10分钟时间呈现共和国领导人重要国事活动、国内外重大事件、祖国各地建设成果、新人新事等。短片的拍摄使得纪录电影产量提高，报道范围更为广阔，新闻性、时效性加强。

　　改革开始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为纪录电影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新影制作的《莫让年华付水流》《美的呼唤》《潜海姑娘》《零的突破》《中国面向未来》《决定命运的时刻》《改革开放的中国》等纪录电影，以严谨的叙事和满腔热情拥抱改革开放的大时代。

　　1993年，新影厂划归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创作的“影视合流”对纪录电影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纪录电影越发向本体意识回归，主题多元化，表达不同的思想和审美诉求。这段时期，人物传记纪录电影再次成为新影厂创作的亮点，如《丰碑》《周恩来外交风云》《走近毛泽东》《小平您好》《又见梅兰芳》等作品，这些影片更加关注在历史大背景下展现生动细节，挖掘人物内心、塑造人物性格，更加关注影片主人公与观众的思想互动和内在交流。

　　2010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成立，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作为骨干企业组建而成，立足制作反映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电影。

　　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经理郭本敏向记者说，“纪录电影记录着国家发展的面貌，体现时代进程的步伐，展现中国人民的心路历程，它以不可替代的真实历史和真实人物感染、鼓舞观众。”

　　用镜头记录国家喜怒哀乐

　　“给我剌1块钱的肉。”

　　“好嘞！”

　　只见售货员一刀下去，切下长长一条肥瘦相间的猪肉，扔到秤上一称，刚好1块钱。4月23日，在观影座谈会上，电影播放到此处时，观众席传来阵阵清脆的笑声。有人小声感慨：“1块钱能买那么多肉呢！”

　　这是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中呈现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商店里的一幕真实场景。这部纪录电影的时间跨度从1948年的三大战役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党、国家和人民走过的不平凡岁月，其中许多珍贵影像是首次披露。

　　观影座谈会上，记者听到不少观众分享体会：“老的历史画面真有意思”“这部电影所有片段都是宝藏”“影片覆盖了几代人的童年和青春”“这是一部面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最好的教育影片”……新京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军胜更是直呼“原人原物、原音原貌、原汁原味、原景原像”。

　　原汁原味呈现离不开丰富珍贵的影像素材。新影导演郝蕴曾说，在北京有一座山，山里有一个洞，洞里有一个仓库，这个仓库是共和国的影像仓库，也就是新影厂的胶片库房。《岁月在这儿》正是从仓库里50万分钟的影像资料中筛选出来的。

　　《岁月在这儿》总导演郭本敏告诉记者，几位导演筛选出了几十个小时的素材，后来剪到12个小时，之后又压缩到4个小时、2个小时，直到最终呈现给观众的88分钟版本。“我们寻找历史发展中的关键节点，也寻找有全民记忆的节点，借助能给观众带来泪点、痛点、喜点的事件，浓缩中国人几十年的喜怒哀乐和情感共鸣。”郭本敏说。

　　这些珍贵影像资料凝结着一代代新影人的心血。

　　“在我们时政部，接到任务、拿上机器、从厂里出发，那是家常便饭。干我们这个，有拍摄任务，忙起来哪里顾得上吃饭啊，既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哦。”时政部老摄影师刘大良已经退休，但跟记者回忆起曾经在新影工作的日子，依然激动不已。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刘大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那时候还余震不断，我们只能在车上过夜。狭小的空间里，当别人早已睡熟时，我们还在装卸胶片，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在灾区的拍摄中，大雨瓢泼、道路被毁、通讯中断，脚下都是泥泞瓦砾，扛着摄影机的刘大良只有一个信念，记录下这真实的画面。

　　一次，为了完成一个摇镜头，刘大良一脚踩空，仰面摔倒在瓦砾堆上。快倒下的一瞬，他下意识地将摄影机往自己怀里揽，20多斤重的机器设备就砸到了刘大良的脸上和脖子上。为了稳住机器，他顾不上后脑勺已经狠狠拍在瓦砾堆上，在阵阵眩晕中，用右手肘拄在地上，终于让摄影设备平稳落地。事后，虽然手肘一大片青紫，脑后也肿起大包，刘大良仍然感到欣慰，因为胶片、设备一切安好。“这次受伤，换来的是记录下现场灾情和人们坚强的面孔，值了！”刘大良说。

　　回顾从事时政摄影工作的20多年，刘大良参与过新中国成立35年、40年、50年、60年大庆拍摄任务，“零距离”见证了香港、澳门回归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走遍34个省份，出席各种重大活动和考察工作500多次，累计拍摄胶片40多万米。记者问他辛苦吗？刘大良摆摆手，笑着说：“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累，但我仍然会说，能记录国家的喜怒哀乐，这是我的幸运！”

　　一路走来，新影厂记录了国家的点点滴滴。记者走进新影集团办公楼大厅，两侧的展板上铺满了作品海报。纪录电影《青春中国》、抗疫纪实电影《一起走过》、反映脱贫攻坚工作的《一村一寨总关情》、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纪录电影《保家卫国》、记录珠峰重新测高的电视纪录片《登峰》、展现中国保护濒危野生动物进展的《王者归来》……既有在院线上映的电影大片，也有在电视台播放的系列纪录片，让人目不暇接。

　　每逢大事总是冲在第一线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新影人的执着与拼搏始终未变。每逢大事，新影人总是冲在第一线。

　　“你知道吗？现在我如果去武汉，不会说‘去武汉’，而是说‘回武汉’。我和武汉结下了生死情缘。”新影导演杨劭劼回顾《一起走过》拍摄经历时说。2020年1月29日从北京出发，2020年4月25日从武汉返京，一共88天。和杨劭劼一样，这段记忆也清晰地印在了新影摄影师邵可的心里。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影先后派出了两批共9人的摄制队伍，逆行出征，深入武汉抗疫一线进行拍摄。杨劭劼和邵可、张莉就是第一时间抵达武汉的。

　　曾经不晕车、不晕船、不晕机、不晕血的大小伙儿邵可，在武汉却经历了“累吐了”的经历。邵可告诉记者，团队带了两套摄影器材去武汉，一套是16毫米胶片摄影机，一套是4K数字摄影机，加上三脚架、镜头、片盒等等，最重时差不多有四五十斤，全都得背在身上。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固定，最多的一次，他们在一天内三次进入疫区。“因为每次进去就要换一身新的防护服，为了节省，我们只要进去，就尽量多拍一点，每次都是把储存卡拍满了、电池电量用完了才出来。”邵可说。

　　在朋友圈，邵可写下自己的心情：每当我感觉到累了、疲惫了、想休息的时候，我就去看看拍过的视频，看看那些坚持在一线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看看那些无私付出的志愿者，看看那些有着强烈求生意志的患者，我立马感到，我还得去拍摄、去记录、去战斗，去尽我的一份微薄之力。

　　就这样，在武汉，他们克服身体、心理上的诸多困难，将镜头对准“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等一大批各行各业的平凡英雄，记录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每一个普通民众，在携手抗疫时的家国情怀、生动故事。其间，新影的摄影师们先后共60多次深入“红区”拍摄，累计拍摄完成16毫米电影胶片素材26卷，冲洗完成底片10本，胶片长度2746米，时长近4小时，数字摄影机拍摄包括2K和4K数字高清素材约270小时。

　　前不久，在武汉“解封”一周年之际，全景式真实记录武汉抗疫历程的纪录电影《一起走过》首映式在武汉举行，以电影的形式向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市致敬。《一起走过》的总导演朱勤效深情地说，当他看到武汉怒放的樱花，就会想起怒放的生命，自己导演《一起走过》的这段经历，将永远铭刻心底。

　　“新影厂是要给历史留资料的。”杨劭劼说，“我们用望远镜看国史，用放大镜看普通人的历史，希望用影像留住他们的故事，以赤诚见证我们的誓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新影摄影师刘世乐也积极报名前赴武汉，但因名额有限，未能如愿。不久后，他等来了另一个出征的机会。

　　2020年4月30日，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中国庄严向世界宣布：正式启动2020珠峰高程测量！

　　有6位新影人与登山队队员一路同行，记录整个登山过程，刘世乐就是其中一位。他们的任务是拍摄纪录片《登峰》。“登山队训练半年之久，而我们团队没有进行逐级适应训练，直接从北京到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摄影师刘世乐说。

　　背着100多斤的设备，在石头缝隙中行走，常常是走两步歇几秒。即便这样，刘世乐和同事王澍还是坚持爬到了海拔6500米的营地。由于体力透支，王澍身体剧烈发抖，一度陷入半昏迷。休息一晚后，王澍一大早又照常开始了工作。

　　有一次，在完成拍摄任务回营地途中，刘世乐和同事因风暴走散了，他与向导失联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在迈过一块冰凌时，他赶忙把脚缩回来——脚底下是悬崖。至今想来，刘世乐仍心有余悸。从营地到拍摄地，他走了4小时，而回程整整花了11个小时，回到营地，他整个人已经虚脱。

　　2020年5月27日，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成功登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世界最高峰。新影拍摄团队也圆满完成了80多天的拍摄任务。刘世乐说：“拍摄期间，登山队队员每次看到我们都会伸出大拇指：‘新影人好样的！’”

　　“新影人从延安一路走来，用摄影机记录了我们民族的不可复制的真实的时代记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数字化的时代，把这些宝贵的影视资料用数字化的手段保存好、利用好。未来，新影将继续开展重大主题主线纪录电影电视片创作，用镜头记录中国发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姜海清说。

　　（本版照片由中央新影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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