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植在秦岭观察金丝猴。 　　资料图片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个复杂而宏大的话题，探讨这个话题，扎根动物保护研究多年的吕植很有发言权。

　　吕植曾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就读，是国内大熊猫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因为关注野生动物保护这一更广泛的领域，她创立环保民间组织，专注于在中国西部乡村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传播保护理念。2008年，她创立了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注重环境政策的研究。

　　“当年，生物保护问题‘砸’在我面前”

　　外表冷静睿智，一开口令人如沐春风，是不少人对吕植的第一印象。

　　初中时看了英国电视剧《达尔文》，后来又读了达尔文的《小猎犬号环球航行日志》，书中的那些探险经历让她无限向往。于是在高考报专业时，吕植选择了北京大学生物系。但等真的开始学习，她才发现这与之前的想象完全不同——学习过程主要在实验室里完成，不怎么往外跑，也看不到野生动物。

　　这让吕植感到无奈：自然界近在咫尺，却不可触及。

　　“我们习惯了用卫星、望远镜、显微镜等科技手段观察自然，但亲自去野外考察的次数少了，与自然的连接弱了。只有亲身体验，才能跟动物感同身受，才能更好地解读数据。实验室用数字构建的模型是否靠谱，最终要回到现实中检验。而长期泡在大自然里得到的一手认知，正是关键的检验标准之一。”吕植这样感慨。

　　虽然初入此行略受打击，但吕植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师从国内大熊猫研究专家潘文石老师，她获得了很多野外调研的机会。这让她一洗此前的郁闷，开始在广阔天地自由探索。

　　那段日子，她带着兴奋与热情投身大熊猫研究，因为观察到野生大熊猫而激动，因为走近大熊猫洞穴而欣喜。渐渐地，吕植发现了动物研究之外更复杂的难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我国天然林被砍伐得厉害。作为大熊猫的研究者，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的栖息地就这样消失，必须采取行动，保住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链条。”吕植笑着说，“当年，生物保护问题‘砸’在我面前。谈不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情怀驱动，就是一件现实中不得不咬牙去做的事。”

　　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努力没有白费，砍伐被叫停，但也带来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不少伐木工人丢了工作，对研究者产生了不满。这给一直沉浸在科学发现快乐中的吕植带来了第一次冲击。“我在那片区域工作生活了7年，跟很多伐木工人都是朋友。看着他们失业，听到他们抱怨‘是人重要还是熊猫重要’，我深受触动。”任由熊猫减少、灭绝，肯定不行；但保护动物的同时也要考虑当地发展。吕植自问，到底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其他生物和人的发展都可以持续？

　　要想办法让大家从保护中受益，激发保护的积极性

　　做了更多的基础研究，了解了更多的生物物种，吕植越发感觉，国内对很多濒危野生动物的信息非常缺乏，一切得从零开始。例如三江源地区的雪豹，种群数量有多少、食物是什么、生活规律怎样、与其他动物关系如何，都要一点点探寻。只有把这些研究透，保护行动才能有证据依据支撑，才有针对性。

　　一开始做雪豹研究时，吕植的团队也没底。之前一位科学家做过调查，没有在三江源见过野生雪豹。为了不让研究落得一场空，2009年春天他们决定实地考察。

　　“考察了一个多月，除了一些粪便和陈旧的痕迹，收获不多。最后一天，我正疲惫地爬着最后一段山坡，打算之后回家，突然听到前面的学生大喊‘吕老师！雪豹！’‘嘭’一声，眼前掉下来一个很大的动物，从离我不到10米远的地方‘唰’一下跑过去，正是雪豹！我赶紧拿起相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说起这段经历，吕植依然很激动，“从那以后，我们开始用心做雪豹研究，渐渐发现，雪豹其实没那么少，一开始我们找不到，只是对它们的习性不够了解。技术的改善，比如红外相机的出现，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他生物的保护也是这样，要多观察，多研究，才能准确判断其生活区域和生存状况。”

　　越来越多地从学术研究扩展到保护实践，吕植对人与动物保护的关系也有了更深的认知。“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这类口号大部分人都知道。但在相对贫穷和偏僻的地区，谈保护自然的宏大目标时，首先要解决好当地老百姓生活的问题。当年伐木工人提出的‘人和熊猫谁重要’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令人唏嘘。”她认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应该给保护区周边百姓机会，想法子让大家从保护中受益并参与保护，才能让生物保护更自发、更持久。

　　基于社区的保护，能够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加高效、覆盖范围更广，这是国际共识。我国在过去30多年建立了诸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一大批栖息地远离人口密集区的哺乳动物，特别是在青藏高原和熊猫分布区，但吕植认为还远远不够。“有些物种，比如许多鸟类、两栖爬行类和植物对栖息地面积要求不高，有片树林和水洼就能存活，往往镶嵌在人口居住的地区，没有条件建立自然保护区，导致这些濒危物种栖息地被保护的比例甚至不到5%。这些地方的保护，就要依靠当地居民，因而必须找到人和环境的直接联系，创造鼓励机制，激发每个人保护的积极性。”吕植说。

　　吕植告诉记者，可以挖掘一些附加值高、依赖良好生态系统的产品，例如在四川等熊猫栖息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培训、组织老百姓养殖、销售蜂蜜，将所得收益回馈社区；越来越多城市人群开始关注自然体验，这也是把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商机。“并不是说要将环保完全物质利益化，而是要让大家从根子上意识到，好环境也能带来好生活。这样，普通人也会渐渐形成保护环境的价值观。”

　　大自然有无穷魅力，真的走进去，就会爱上它

　　“近年来，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不断加大，地方政府和企业也愈发重视，大趋势向好。尤其是环保不再被认为只是环保工作者的事，全民参与被越来越多提及。”谈及这些变化，吕植很欣慰。

　　生态研究也许离普通人的生活较远，但吕植认为，转变观念、学习知识，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你知道吗，北大校园里就有200多种鸟类。人口密度如此高的一片区域都能保护这么多物种，任何城市和乡村都可以做到。”看着窗外绿意盎然的校园，吕植感慨地对记者说。

　　“见识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景色，经历了最艰难的长途跋涉，结交了各式各样的朋友。我觉得，我从自然中收获的远远大于回馈给她的。我想用这些年的所思所想所为，帮助更多的人。”

　　有所思，有所为。她一边做博士生导师，一边成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通过学校和环保民间组织的平台，培养对生物保护感兴趣的年轻人。

　　同时，她组织定期发布《中国自然观察》，利用民间力量收集环境信息，分析这些信息，并分享给公众。“在生态保护方面，信息的公开和透明非常重要。我们在努力推动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希望能让更多人知情，从而更有效地参与保护。”吕植说，比如观鸟，只凭几位科学家，很难在短时间内统计那么多种鸟类的具体状况。但有了开放、公共的观鸟平台，每位观鸟者都可以上传自己看到的鸟类情况，这大大提升了科研人员对生物多样性的了解程度，有助于加快保护进程。

　　吕植热爱自然，享受亲近自然的快乐，但她的野外之路也并非没有崎岖。

　　“这辈子走了很多路，爬了很多山，都没觉得太难。唯一喊累的一次，是20年前去墨脱。要背着器材、食物，每天走30公里山路，还要对付无孔不入的蚂蟥和热带的虫子，非常辛苦。”行程持续了一个多月，吕植当时想，再也不要来了吧。“但是回去之后看到照片、想到那里的景和人，又觉得多美啊，还是会再去的。我想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你真的走进去，就会爱上它。希望每个人都能关注自己身边的自然，一朵花、一只小鸟，了解它叫什么，会觉得多了个朋友，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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