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崔道植之子 理解父亲不是一瞬间的事

2019年06月17日06:50  来源:新京报
 

  崔道植与爱人金玉伊。

  2017年,崔英滨(左一)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崔道植全家福。前排为崔道植与爱人金玉伊,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崔道植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崔英滨。A10-A11版图片(除署名外)/受访者供图

  养老公寓内,崔道植正在进行枪弹痕迹检验。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摄

  崔道植(左一)在法国参加学术交流。

  中国人的父子关系,总是带着一些霸道的占有,深厚又时常沉默,甚至还埋藏了一些经年难解的心结。黑格尔认为,父子相处的历程是两个人精神成长的历程,是认知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

  作为崔道植最小的儿子,崔英滨成长岁月里的困惑、不解、冲撞与顺从,既没有他的父亲协助侦破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轰动,也没有检验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错案惊人,但这些最终竟神奇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渐渐成为了你”。

  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现场

  如果时间倒回到崔英滨的童年,父亲的形象除了能唤起红烧肉和烧茄子两道父亲拿手菜的香气,其余便是模糊的了。

  “他那个时候很忙,后来我计算过,一年365天,父亲大概有200多天都在外面。”在崔英滨彼时的记忆里,父亲是别人口中屡建奇功的国宝级痕迹检验专家,中国刑事技术的“定海神针”,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却唯独不像一个父亲,不是儿子眼中无所不能的超人英雄。

  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生命案。彼时,DNA技术还未面世,指甲鉴定在我国刑事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法医在死者腹部发现的一小截指甲对破案几乎毫无用处。

  “指甲能成为鉴定证据吗?”崔道植迅速建立课题,开展研究。他收集了黑龙江省警校4个班共200名学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观察这些指甲从开始提取到一年半以后的高低线条排列。崔道植发现,不同年龄阶段指甲的特征和稳定性不同,发案以后越早提取指甲越有利于认定犯罪分子。不到两年,“人的指甲的同一认定”研究成果出炉,填补了我国刑事技术领域的又一空白。

  两年,对一个重磅研究成果来说,并不算长。但像铝箔胶片痕迹检验、痕迹图像处理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指甲同一认定、牙痕同一认定,这样的重磅研究成果却几乎占据了崔道植64年职业生涯的全部时间。“他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现场”,对崔英滨来讲,他的父亲大多数时候是缺席的。

  “有一次去办公室找我爸,已经连着好几天没见他了。”办公室没人,崔英滨顺着灯光,七拐八拐地在地下实验室看到了父亲,当时的场面把7岁的崔英滨吓坏了,“我看见我爸和法医黄大爷正对着一具死者尸体来回比划”,他吓得哭了起来,大喊“你们是‘杀人犯’”。

  这是父亲的职业给崔英滨童年留下的唯一有画面的记忆。“我常常好多天看不到他,就跟我母亲在一起,那时候我是有些不理解他的”。

  但“刑事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崔道植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出现在现场。

  为什么没日没夜地工作?

  崔道植22岁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后被选送到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学习痕迹检验,成了国家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并且是当时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

  工作量大,又格外需要责任心和时间。痕迹检验包括手印、足迹、破坏工具痕迹、枪弹痕迹及特殊痕迹五部分。一般的痕迹在2mm左右,检验一个弹头要在显微镜下看4-6个小时。

  随着技术发展,DNA检测等技术手段开始应用于刑事侦查。崔道植是先进技术的推崇者,“必须时刻注意新技术的发展,帮助痕迹检验”。

  但技术手段终究只是辅助,痕检需要的是经验和反复勘查、研究,“必须人到现场就位,认真、细致、严密地对现场所有可能留下痕迹的地方进行勘查,绝对不能遗漏”。

  1992年崔道植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起来。为了保证痕检工作不受影响,他的办公室门上常常会贴着纸条广而告之,“我在xxx房间”,这个房间往往就是痕检实验室。“发现和研究都需要大量时间,不知道什么是节假日,那时也不懂得陪伴。”崔道植说。

  崔英滨也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

  掀开崔道植的衣袖,手上一道深浅不一的刀疤或许就是答案,那是小时候被地主砍伤的。

  崔道植是朝鲜族,1934年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时值日寇铁蹄践踏、三座大山压迫,他6岁就成了孤儿,在村里资助下才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转业后又在单位的支持下学习了痕检,走上了技术人员的道路。

  “工作以后,我就总想着要报恩,想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我热爱的工作和国家。”崔道植说。

  “没有父亲我不会选这份工作”

  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发生时,崔道植已经63岁。北京、新疆两地现场遗留的弹壳是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根据当时的鉴定结果,认定北京弹壳来自“八一式自动步枪”,而新疆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两地的连环枪击案无法并案。可是,没有人敢为这个结果“打包票”。

  崔道植被请到了新疆。16枚弹头,64次比对,40余枚弹壳,崔道植在显微镜下观察不到2mm的枪弹痕迹三天两夜,终于得出“都是八一自动步枪,建议新疆北京并案处理”的结论。

  这个“拍着胸脯”给出的结论直接帮助侦查人员侦破了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白宝山案。崔道植采用的鉴别手法成为枪弹痕迹鉴定的教科书式案例。

  他的学生说,崔老是痕检大师,就在于他能把很多人不确定的结果确定。“是”与“不是”的认定,甚至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

  白宝山案的第二年,崔英滨从部队转业,成了一名刑事技术警察。在别人眼里,子承父业、传承衣钵,无比完美。而对崔英滨来说,却更像是一个被动决定,“没有父亲我不会选择这份工作”。

  2000年,某地发生两起持猎枪抢劫案。在当时,猎枪案件的研究偏属地化,弹头弹壳的比对十分困难。这是崔英滨职业生涯里遇到的第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他找到崔道植,“那是我们俩沟通最多的一段时间,差不多大半年时间里,我每天都会跟他讨论,汇报检验的进展,听取他的意见。”在崔道植的指导下,崔英滨和同事对当时国内全部猎枪生产厂家进行调研,所有枪种枪支打验、分类,形成了一份覆盖全国的综合数据研究报告,并在公安部立项。

  开始亲近起来的父子关系在两年后再一次降温。2002年,崔英滨通过公开竞聘,升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副中队长。

  工作上的第一个进步却被崔道植打了叉,他找到崔英滨的领导,“我的儿子不适合做领导,他的精力应该放在痕检业务上。”崔英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太生气了,我爸却只说年轻人应该把本职工作干好”。

  对于父亲的很多决定,崔英滨一度无法理解。“家里人的一切要求,包括合理的,全都免谈,更别说工作调整了,每次提起都会被驳斥,后来我们哥仨都习惯了,也就不再提了”。

  理解父亲,“不是一瞬间的事”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哈尔滨市劳模、哈尔滨市十大工匠,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二次,二等功一次,从事刑事技术工作20年,崔英滨获得的荣誉并不少,但他仍然很难形容自己究竟学到了父亲的几成功力,“只能说除了特别疑难的问题,多数痕检我都能完成”。

  崔英滨职业生涯检验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错案。在父亲的完美履历下,崔英滨常常被拿来比较,不敢有丁点闪失,怕辱没了父亲多年积攒下的名誉。

  这种比较是不能避免的。苗建茁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政委,与崔家父子相识多年。“老爷子很倔,说话直来直去,从来没有多余的话,这一点英滨很像他父亲,有军人气魄,说干就干”。

  痕迹检验是个“蹲着干”的活,为了看清现场痕迹,痕检人员需要蹲着、趴着、躺着、蜷缩着,用各种姿势完成勘查,有时还需要真枪实弹地还原现场。在这一点上,85岁的崔道植没有退缩过,崔英滨更不敢有一点偷懒。

  但在钻研和细致方面,“他还是比他父亲有差距”。

  过往工作中,那些因为反差不强、垂视看不清而被舍弃掉的痕迹,是崔道植的一块心病。为了增强反差,变“废”为宝,1994年,60岁的崔道植通过自学,熟练掌握了计算机和PS技术,并应用于痕迹图像的处理,于是有了1996年获公安部立项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

  崔道植还发明了用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在崔英滨和大儿子崔成滨的制图和设计下,父子三人完成了弹痕展平装置。在相同的职业领域,崔家父子找到了共同话题。

  频繁出现场,反复勘查,实验室里一待十几天,半夜一个电话随时就要出差,那些让他无法理解的父亲的曾经,在多年以后竟成了崔英滨的日常。成长岁月里的冲撞与顺从,最终神奇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渐渐成为了你”。

  “那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而是在我多年的工作中逐渐地体会到了他的苦衷。”崔英滨开始渐渐理解父亲,理解了童年里那些疏于被关注的情绪和缺少的陪伴。

  “神探”背后是一家人的牺牲

  崔家人的心里有一个始终难以解开的“结”。

  2016年,崔道植的老伴金玉伊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讲到这里,崔道植哽咽了,崔英滨牙齿紧紧咬住纸巾呜咽,压抑着情绪。

  “这是我唯一不能理解父亲的地方。”1999年,崔道植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仍然按时上班下班,保持着退休前的节奏。其间,除黑龙江省内的刑事案件外,郑州特大持枪杀人案、白银案等全国的大案要案背后都有崔道植的重要贡献。

  “退休前,他的主要精力都在实验室和现场,对家庭,特别是对我母亲照顾得不好,老太太年轻的时候经常因为我父亲的工作生气。”母亲年轻的时候没有享受过爱人的陪伴,老了得了这样的病,崔英滨觉得,父亲总归是有责任的。

  一直想要“报恩”,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国家的崔道植,过去从没有想过为了成全他的无私,背后却是一家人的牺牲。

  崔道植颤抖着端起纸杯喝了口水,努力掩饰着汹涌的情绪。空气静止了几十秒,“我确实对老伴儿关心太少”。

  这是崔道植对过去几十年亏欠家人的一次反思。去年开始,崔道植陪着老伴儿金玉伊住进了养老公寓。显微镜、铝箔胶片、弹道展平器也一同被搬了过去,“已经不去上班了,部里很理解,不常调我出差”。

  现在他主要通过案发现场传回的鉴定样本进行痕迹检验。同时还在整理着参与过的案件现场资料,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将全部免费交给国家。“生老病死的规律在那里,我的时间有限了,留下这些给后来的人一些参考吧”。

  金玉伊的记忆已经破碎,偶尔会想起一些年轻时的事情。一次散步,金玉伊突然唱起了他们以前常会唱的朝鲜族歌曲《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似箭般的岁月,谁能留住他,还给我的青春吧,我那最可爱最美好的青春”。

  现在,她已经认不得三个孩子,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唯一记得的是“上省公安厅,找崔道植,搞枪弹检验”。

  崔英滨说,母亲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父亲以及他的事业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我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而对于崔英滨,崔道植更像是一个背影,在追赶父亲的路上,这对父子完成了哲学家口中“精神成长的历程”和“认知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渐渐成为了另一个“你”。

  A10-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责编:白宇、岳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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