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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挑大梁

为古籍整理出版贡献力量(文化脉动)

本报记者  张  贺
2019年10月05日05:57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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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的编辑们。
  董 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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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书局,“80后”“90后”编辑成为编辑室的主力军。他们充分利用各种学术工具为古籍整理贡献力量

  精益求精、不懈努力,编辑们在“苦”中领略到诸多乐趣

  

  在中国出版界,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是名副其实的“老字号”,说它“百岁犹青春”固然是赞扬它虽然历史悠久但仍充满活力,但也是一句大实话,因为今天的中华书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挑起了大梁。古籍事业因新鲜血液的加入而焕发出青春朝气。

  “80后”成为重新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主力

  一提到古籍,人们通常会想到皓首穷经、青灯古卷之类的词,好像埋首于故纸堆的一定都是上了年纪的饱学硕儒。就拿中华书局承担的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来说,参与整理的专家固然以资深学者为主,就是当年的责任编辑也大都年近不惑。1973年,在京的部分专家和编辑拍了一张合影,24位合影者中不少人已是白发皤然。点校者中大师云集:顾颉刚、白寿彝、杨伯峻、何兹全、高亨、启功等200多位文史大师先后参与;编辑也是一时俊彦:宋云彬、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等皆为经验丰富、学养深厚的资深编辑。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以高超的质量赢得了海内外学界及读者的赞誉,至今仍是学术研究引用率最高的版本。

  2006年,中华书局决定重新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按照传统,历史编辑室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的大部分编辑工作,但与前辈们相比,这支队伍有两个区别于以往的鲜明特点:第一,6位参与修订本出版工作的编辑,最大的出生于1978年,最小的出生于1993年,主力是“80后”;第二,全部是女性。同事们称她们是“娘子军”。

  现任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胡珂1987年出生,2011年加入中华书局,她戴着厚厚的近视镜,像个大学生,说起话来思路清晰。

  “当年点校本‘二十四史’是集中了全国最顶尖的200多位学者,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历时20年才完成的。现今我们难以再让如此众多的顶尖学者脱离科研、教学岗位来会聚一处全力校史。而且和前辈相比,年轻一代编辑们在学养上尚欠火候,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现代学者可借助文史学界数十年来的深厚积累,能利用不断被披布的出土文献及海内外相关机构收藏的珍贵版本,还有形形色色的学术数据库作为辅助。编辑们都曾接受过学术与出版方面的系统训练,并有一套在实践中形成的、不断完善的现代古籍整理规范。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修订本做好。”胡珂说。

  精审严校、精益求精已经“渗透进编辑的血液”

  “二十四史”在学术界和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是其他古籍难以比拟的。因此,相比于普通古籍,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编辑工作更为复杂和严格。除了正常的三审三校制度之外,修订本需要编辑从作者开始工作之初就介入,作者刚刚整理一部分就要把稿子交给编辑,编辑检查稿件是否符合体例规范,检查对校勘记的把握尺度是否合适,然后编辑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这种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互动贯穿于书稿的整个修订过程,要来回多次。有时为了一个标点符号就要反复商讨。责编一审后交给资深编辑二审再由专家三审。在正式开始编辑之前,还要召开一次定稿会,把一些较为重大的问题彻底解决掉。如果顺利,书稿才能交给编辑,否则以上流程还要再走一遍,直到问题解决。这以后,稿件还要经过数轮校对。

  参与修订了《隋书》等三部史书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曾感慨地说:“参加了修订流程,相当于自己再次历经专业的学术训练。”他甚至建议把有关各处修订讨论来往的邮件都打印出来存档,以备查勘。

  高标准、严要求必然导致古籍整理周期长、出书慢。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启动于2006年,截至目前已出《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该系列第八种《隋书》修订本今年3月刚刚面世。13年出8种书,如果放在一般出版社,相关编辑早就“下岗”了,出版社恐怕也早就关门了。但对中华书局而言,精审严校、精益求精已经“渗透进编辑的血液”。以《史记》修订本为例,修订工作历时7年,仅校勘记就出了3400多条,处理文字涉及约3700字,改订标点约6000处。

  1989年出生的李勉目前负责《梁书》修订本的编辑工作。在“二十四史”里,《梁书》体量不算大,50卷约30万字,但即使这样,修订本的整理者仅仅在其中一卷也给出了1000多条修订长编。为便于阅读,李勉把校勘记打印出来,数千页A4纸堆在桌面,像一座小山。她左手放着老版的点校本《梁书》,中间是电脑,右手是修订本校勘长编的纸质稿,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一条一条对照着看,已经看了半年多。

  虽然辛苦,但胡珂和同事们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她说:“现在很多人在电视上和网上做阐释普及传统文化的工作,但阐释也好,普及也好,前提是要有一个可靠的本子,否则就容易走偏,误导读者。我们做古籍整理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坚实可信的基础。”

  家国情怀是中华书局的文化基因

  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副主任朱立峰是一位“70后”,已经在书局工作了14年。但实际上他出生于1978年,比“娘子军”们也大不了多少。虽然学的是历史专业,可朱立峰对佛学感兴趣,现在负责《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辑出版。这部佛教经典集成总字数达2亿。如果把中华书局目前所有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近30人都集中起来,看一遍这套大藏经,按照最多每天两万字的标准,大家全年不休,其他任何工作都不做,光看稿子也要一整年的时间。更何况,哲学编辑室只有两位从事宗教文献整理出版的编辑。一边是繁重的工作量,一边是单薄的人力。怎么办?好在中华书局有一个古籍数字化平台,通过在全国招募数百名志愿者参与校对和外审,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这也是我们和前辈们不同的地方,今天能用很多数字化新技术辅助我们做古籍整理,以前囿于人力做不到的事,今天我们都能做了。”朱立峰说。

  朱立峰也强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也有很多乐趣。比如,他的一位作者对版本非常痴迷,如果听说了某地有个他没看过的版本,千方百计也要看到;有时朱立峰劝他版本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为了一种非常罕见的抄本而煞费苦心,但这位作者仍然不遗余力地去找去看。有一次在给这位作者寄样书时,朱立峰猛然发现那个地址是一间地下室。“他条件那么艰苦,对工作却这么热情,我特别感动。”

  所以,朱立峰和胡珂都不喜欢“甘坐冷板凳”这句话。朱立峰说:“这句话把我们说得好像很怪似的,但我们和其他行业没什么不同。”胡珂说:“什么叫‘冷板凳’?世界上很多工作都是不能短时间见到成效但又很重要的,有的基础性研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有这种责任感,你就会去做。更何况,这种生活方式符合自己的理想,何冷之有?”

  目前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仅仅出版了1/3,离全部出齐还有漫长的岁月。而就在今年,历史编辑室又启动了标点本《资治通鉴》的修订工作。“压力真是很大!”胡珂笑着说,“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等工作做完,我们肯定已经到中年了。”

  中华书局一楼镌刻着创始人陆费逵的一段话:“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华书局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矢志不渝。”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


  《 人民日报 》( 2019年10月05日 05 版)
(责编:白宇、岳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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