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现实中看到大叔和萝莉谈恋爱，我第一时间先报警。”当有人问经典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主演让·雷诺，莱昂和马蒂尔德（片中成年男性与未成年女性）有没有爱情时，他回答说。

如何最大可能震慑年龄差较大的成年男人，特别是“特殊职责的人员”和未成年人发生亲密关系？14岁“性同意”年龄是否应提高？如何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害？

未成年性侵案中熟人犯罪占近七成

4月8日，《上海市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工作白皮书（2019年度）》披露，全市性侵犯罪中近六成涉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以熟人犯罪居多。

就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与研究的公益性机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曾经就2009至2014年6年间媒体报道的1065起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熟人作案739起，占比69.3%。这739起案件中，66起属于监护人实施性侵，其中超过半数案件被害人来自单亲家庭、再婚家庭、收养家庭、母亲缺位或父母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家庭。

“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对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的女孩给以更多的关心。”该中心主任佟丽华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相关统计分析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透露，近几年她经手的未成年性侵案出现了新趋势：“一些新型性侵害，比如通过网络收养，实为拐卖或买卖，然后实施性侵。”

我国收养法对异性收养的限制极为严格，比如“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无配偶的男性，通过网络等非法途径“收养”未成年女性、年龄差不够四十岁的，动机值得怀疑。佟丽华认为，绝大多数网络收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不得不假装‘爱上’性侵者熟人”

网络收养等新型性侵害，被曝光后，往往对外假以成年男人与未成年女孩“恋爱”之名。

对此，李莹指出，“这不过是侵害人脱罪的借口。”

李莹发现，在未成年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往往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孤岛环境，很容易被“特殊职责的人员”洗脑、控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美化成“爱情”。

在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少女房思琪遭到老师李国华的性侵害。当她陷入痛苦和不解时，李国华又安抚思琪，让她相信，这是爱。房思琪能够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把这种罪行理解为“爱”。

“对于未成年人，我们不能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其行为。”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未成年被害人很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父女之爱、男女之爱。”

“如果不这样骗自己，会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微博网友“贴着创可贴的太史毛球”痛苦地回忆，不得不假装“爱上”性侵者熟人。

“在幼年时期，被熟人性侵的情况，一般很难被披露出来。被害人很容易出现恐惧、焦虑、抑郁、学习能力下降、甚至行为退化(如尿床）等现象，其实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李莹说，“而等她成年以后，一旦意识到问题的实质，伤害会呈现几何级的爆发，可能会严重抑郁，甚至自残、自杀。”

如何震慑“特殊职责人员”

何为“特殊职责人员”？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2013年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

《意见》第21条的相关规定，在近期网络热议中被频频提及：

“对幼女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论处。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利用优势地位发生了性关系，即使被害人没有反抗，也并不代表她就是自愿。”佟丽华认为，不能以谈恋爱为幌子，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对于“有特殊职责人员”的认定，佟丽华希望未来能进一步完善，比如有些亲属，尽管没有履行监护职责，但未成年人对其有信赖关系。如果滥用这种信赖关系，也应受到法律打击。

“当行为人与被害人存在信任关系，由于双方地位不平等，未成年人对性行为的同意是无效的，信任关系的存在也导致被害人无从反抗，这种滥用信任关系的行为明显侵犯未成年的性自治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

“我国刑法对于14岁以上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性同意能力是否受限语焉不详。”罗翔认为，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刑法中规定滥用信任地位型的强奸罪。

罗翔表示，被害人的年龄可以限制为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既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相一致，也避免过分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如果行为人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与之发生性关系就构成犯罪。

4月12日，罗翔在微博中分享了一张世界各国性同意年龄汇总图：“（世界各国）大部分采取18岁的同意年龄，指的是未成年人对有监护教育等特定关系者的同意无效。”

引导未成年受害者勇敢说出来

在一起案件中，母亲由于家里贫穷离家出走，13岁女孩和父亲、奶奶一起生活。她被父亲多次强奸，后来怀孕。案件被报道出来后，她仍然不敢说是父亲实施的侵害。

女孩后来表示，曾经想报警，但是一想到是父亲，想到一家人的生活都得靠父亲打工维持，因此一直不敢报警。

“要让法治和公权力成为孩子们可以相信、可以依赖的力量。”佟丽华建议，应建立对家庭的有效监督和干预制度，即对发生在家庭的暴力、遗弃以及性侵孩子等问题的监督。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该是全方位的，国家、社会、家庭、学校、社区，包括周围的人，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保护网。”李莹说。

探讨完善对“特殊职责人员”的法律界定和提高性同意年龄，都是为了提高犯罪成本，事先震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定罪另一个难点，是取证。在多年办案实践中，李莹发现，在涉未成年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是案件最关键的证据，但因身心均不成熟，必然导致陈述的不稳定。

“要让未成年人讲真话，必须要取得对方的信任，而且是在对方喜欢的或觉得有安全感的环境下。”李莹指出，“而这需要专业人士的引导。”

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在接受询问时，必须有与之相关的成年人陪同，已在立法上予以明确。目前公安机关在涉未成年性侵案件中的询问环节中，做到了有女性侦查人员的在场、通知法定代理人在场参与询问等。

李莹指出，从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现，上诉规定并不能有效保证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稳定。“尤其是对时间跨度长的案件、很难获得直接证据的案件、对十周岁以下幼童犯罪的案件。”她建议，引入未成年性侵防治专家协助机制，由专业人士协助侦查人员共同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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