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庚子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
人民网记者崔东、王欲然、陈远丁、刘阳、韩基琛“逆行”前往武汉，与人民网湖北频道十余位记者一起，记录武汉，记录历史。
二〇二〇年庚子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
人民网记者崔东、王欲然、陈远丁、刘阳、韩基琛“逆行”前往武汉，与人民网湖北频道十余位记者一起，记录武汉，记录历史。
4月13日
晴
北京3月15日晴武汉市第一医院3月7日阴武汉市东西湖区3月7日阴武昌疾控隔离点3月6日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3月5日晴武汉西厂口社区3月4日云武汉同济医院3月3日阴武汉某区政府3月2日云协和东西湖医院2月29日云中冶气体事业部2月28日雨雷神山医院2月27日雨武昌方舱医院2月26日雨江汉区汉兴街2月25日雨惠民苑社区2月24日云蔡甸区人民医院2月23日云武昌方舱医院2月22日云天风大厦工地2月21日云青山区青少年宫2月20日晴高校校园2月19日云武汉市人民医院2月18日晴雷神山医院2月17日云大花山方舱医院2月16日晴光谷步行街2月15日雨夹雪北京-武汉2月14日晴武汉街头2月11日阴武汉洪山体育馆2月7日阴汉阳区洲头街2月6日雨宝安花园小区2月5日晴武汉市第四医院2月4日晴汉阳区隔离点2月3日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月2日晴金银潭医院1月31日晴东方社区服务站1月30日晴北京-武汉1月29日晴武汉市协和医院1月28日晴火神山医院工地1月27日雨火神山医院工地1月26日晴金银潭医院1月25日雨华南海鲜市场1月24日雨武汉蔡甸1月23日雨北京-武汉
3月7日下午，完成厕所清扫和粪便清运工作，罗善善脱下防护服，狠狠地喘了两口气。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即将休舱，这是罗善善和队友的最后一班岗。离开前，他又看了一眼这个奋战了一个多月的地方：“关门大吉，再也不见。”
“我们也要争分夺秒”
罗善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城管执法局重装队的环卫司机，省级劳模。
2月5日凌晨，重装队收到命令，协助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安置移动公厕。“越是紧急任务，越要一马当先！”早上9点，罗善善就和队友出现在了现场。
他们抵达时，已有50个移动公厕托运过来。这儿有2000张床位，安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要充分考虑床位分布，寻找最方便的路径，还要考虑后期厕所的环卫清理。反复调试了很多次，才算摸着点儿窍门。”罗善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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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个隔离点，累计采样21130例。这是武昌区疾控中心隔离点核酸检测小分队成立至今的战绩。咽拭子取样是排查新冠肺炎的第一道关口，小分队成员也自称“排雷工兵”。队伍中，三分之二是女生。今天的日记，想跟大家分享这群“排雷”姑娘的故事。
1994年出生的王园园是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检验技师，2月3日，她在网上看到了武汉招募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的消息。2月8日，她成为采样小分队的一员。
“您不用怕，很快的。拉下口罩，张嘴，啊……”如今，王园园已对采样驾轻就熟，但第一天上岗就被骂哭的经历，至今难忘。
那天，连续采样4小时后，王园园刚坐下“想歇口气”，后面排队的一位患者就不乐意了，不仅大声斥责她偷懒，还声称要曝光她。
“特别委屈，一下没忍住，就哭了。”三级防护，王园园无法摘下护目镜，只能控制泪水，任其蒸干。那天，她连续工作超8小时，独立完成103份采样，此间没吃饭，也没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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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凌晨02:01，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一声啼哭，疫情下的武汉，又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小家伙的母亲叫刘丽（化名），34岁。刘丽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遭了无数的罪，去年通过试管婴儿成功怀孕。为了保胎和方便产检，刘丽请了长假，还在医院附近租了房。
刘丽产前就患有高血压，后又被查出子痫前兆症状。主治医生说，发病15分钟内得不到及时救治，孩子和产妇都可能面临危险。
2月28日，怀孕37周又2天。刘丽突感腹部不适，去医院一查，婴儿正常，但肺部发生明显病变，当即被列为高度疑似患者。
因属非定点医院，医院告诉刘丽，要更换生产医院。刘丽联系了好几家附近的私立医院，医院都不愿意接收她这种“麻烦”的产妇。
“都不收我，绝望，真的绝望。我和妈妈在路边急得大哭，最后是120把我接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刘丽说，医院知道她是高度疑似病例，但还是接收了她。次日凌晨，她顺利生下女儿。
宝宝仍在新生儿ICU隔离观察，身体状态比较稳定。“最危险的时候，是省妇幼的医生救了我和孩子，他们真的是人间天使。”刘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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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西厂口社区防疫值守点。”说着，熊振迪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战“疫”以来，他和爸爸第一次“同框”。
照片中，熊振迪戴着护目镜、身穿防护服；熊志军戴着警帽，身着警服。父子二人肩并着肩，对镜头比了个大拇指。
不见人流、车流却忙得连轴转，这对武昌区交通大队副大队长熊志军来说，还是参警26年来头一遭。
从春运保障到疫情防控，他已经连续奋战了50多天。儿子熊振迪说，“他就像一台工作机器，24小时待机。”
“同框”那天，熊志军接警：九龙井小区唯一出口处停了几辆私家车，严重影响社区团购保障物资发放。
调派拖车把无法联系到车主的车辆移开后，熊志军又指导社区用锥形桶隔离出了30平方米区域，专供应急保障物资放置和发放。这样的改造，交通大队已完成了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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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打针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病床上的王奶奶一边说，一边作势拔针下床，惊得关汭昕赶紧上前安抚。
“要好好吃饭，好好打针，病好了才能让你回家哦。”关汭昕耐心地安慰着。大半个小时过去，情绪逐渐平静的王奶奶慢慢睡去……
“一点也不比照护‘小淘气包’轻松。”回想起第一次临时照护王奶奶，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ICU科护士关汭昕如是说。
84岁的王奶奶是一名高龄新冠肺炎患者，目前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接受治疗。老伴儿走得早，加上儿女工作忙，入院前王奶奶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刚入院时，王奶奶不爱说话也不爱吃饭，大多数时候就是望着天花板发呆。关汭昕是小朋友眼中的温柔姐姐、“女超人”，可当她面对王奶奶时，曾经的“女超人”也犯了难。
不仅是出于对病人的关爱，东北姑娘骨子里也有种不服输的劲儿：你越拧巴，我就越要把你照护好！打那以后，只要有空，她就会去找王奶奶唠嗑，还给王奶奶“开小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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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日记，想跟大家分享一次跟着院士调研却被“绑架”的经历。
门儿清的“保洁员”险”
前几天，我和同事韩基琛跟随中国医师协会与清华大学联合专家组调研。调研组由董家鸿院士带队，其中一站是武汉某区政府。
一大早，我俩先赶到区政府驻地。没人接待，我俩问着路来到了接待室。
接待室不大，一位穿着红色冲锋衣“保洁员”模样的大姐在忙着。我们随便坐下，商量采访计划。
大概是忙完了，大姐也凑过来。
“你们是人民网的记者吧，衣服上有标。特殊时期，就不给你们准备水了，还望理解。”这大姐不光嗓门大，礼数还挺周全。
“谢谢你们来武汉采访，把这里的情况传播出去。现在城里头，见面最多的除了医护人员，就是记者了。”
“这几天又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医疗队，接近4万人的队伍，光住宿就是个大事。听说专家组还带来了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应该能缓解很多压力”。
“不只是医院需要远程医疗系统，社区也需要。疫情防控要是能做到智能网格化管理，社区工作一线的同志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大姐挺热情，语速也快，不一会儿就向我们介绍了许多战“疫”中的问题、对策和需求，数据精确、分析精准。
我俩猛然回过味来：这大姐就是我们要等的区干部呀，“难怪对武昌的情况这么了解。”
专业，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用北京话说就是：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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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协和东西湖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袁海涛穿上防护服，回到了曾战斗过的地方。
“我是医生，也是治愈患者，或许能为优化治疗方案提供帮助。回归，是对战友最大的鼓舞。”袁海涛说。
“必须冒这个险”
1月14日，袁海涛所在的院内救治专家组收治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患者病情危急，必须插管治疗。
有着近20年从医经历的袁海涛当然知道，接触插管病人对医护人员意味着什么，但他“必须冒这个险”。
转运距离只有600多米，但患者躁动甚至试图拔管，防护服里的汗水、雾水夹杂着雨水，流到了袁海涛的眼里、嘴里。
转到ICU，给患者做完两次肺复张已是凌晨1点。担心患者病情有变，袁海涛当晚睡在了办公室里。
“这次最艰难的转运，大概是我感染的原因。”袁海涛回忆，第二天体温就升至39℃，1月17日住院治疗，10多天后肺部阴影加重。1月28日，医院下达重症知情书，当晚袁海涛被转至武汉市肺科医院ICU病房。
“好在，有他们在；所以，我要回来。”袁海涛告诉我，再上阵，是对救治他的医护人员最真挚的致敬，也是对战友最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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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病人使用呼吸机，每分钟消耗2-4升氧气，重症病人也不过6-8升。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每分钟消耗多少氧气？
答案是：60升！
2月29日，支援武汉疫情报道的第31天。驱车20多公里，我和同事来到了武钢中冶气体事业部。
“疫情暴发后，各医院用氧量是日常用量峰值的10倍还多。2月18日，我们运了839个氧气瓶，这也是目前单日运送的记录。”武钢中冶气体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李高陆，讲述了两次外人鲜少知道的，“最凶险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月23日到2月4日。
按以往春节的经验，他们备了300-500个氧气钢瓶，可疫情愈演愈烈，各大医院的耗氧量直线飙升。
他们赶紧在省内紧急采购了一批钢瓶，投入使用。结果？这批氧气瓶“石沉大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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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来一个。”“桌子过来一点、过来一点。”“麻利点儿，新郎、新娘快从病区过来了！”2月28日，小雨。下午4点，武汉雷神山医院B3办公区一派忙碌。
战“疫”焦灼，再加上连日阴霾，不免让人心生郁闷。听说今天有婚礼，我和同事也来沾沾喜。
办公桌上，零散地摆放着几束鲜花，几只红色的气球贴在墙上，电视中滚动播放着亲朋好友的祝福视频。医护工作者、院区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一个个脚步匆匆，隔着口罩，也感受得到大家的喜悦。
“记者朋友也来搭把手吧！”两位护士笑着招呼我们。刚摆好拍摄设备，我们就被“抓了壮丁”。搬桌子、给气球打气、清扫现场……放下“长枪短炮”干起婚庆，我们边干边乐，顺便跟身边的人打听新人的情况。
俩人都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新郎叫于景海，肝移植监护室护士；新娘叫周玲亿，消化科护士，都是“95后”。
二人原定2月14日领证，2月28日举办婚礼。疫情突发，他们果断取消婚礼，驰援武汉。前几天，在征得二人同意后，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决定：在雷神山医院，如期为他们举办婚礼。
下午5点18分，新娘、新郎在院领导和医疗队长的陪伴下，来到婚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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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方成意的时候，他正在送别病友。
“注意隔离，照顾好自己。”虽然不舍，但病友出舱，老方打心眼里高兴。
58岁的老方，是武昌交通大队二中队的民警。连日的劳累加上接触人员太多，让老方感染上新冠肺炎。确诊属于轻症患者后，2月11日，老方住进了武昌方舱医院。
老方一向热心肠，在方舱也“闲不住”。病区面积大、患者多，近30人的保洁团队依然吃紧，老方和病友就主动提出帮保洁工人分担工作。
“都是一线工作者，我知道他们的不容易。同甘共苦，互相鼓励！”此后的每一天，在方舱东区，都能看到穿着白大褂的老方和病友一起清理垃圾。
老方还帮着医护人员送餐。每次都先把别人的配齐、送到，老方再回去吃。吃完饭，他又帮着收垃圾，分好类再扔。
“老方话不多，但他人可好了。”病友的夸赞让老方有点不好意思。“我是党员，应该带头服务群众。再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举手之劳不算什么。”老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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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话刚落音，张晓光抓起写有患者楼层信息的表格，就往楼里冲。
过了好一会儿，只见他一手搀着一位老人，一手攥着装好袋的住院物品，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出了大楼。
2018年，有着20年军龄的张晓光转业，成为江汉区汉兴街的一名科员。疫情暴发后，张晓光参加志愿者车队接送病人，后经街道安排，负责社区确诊及危重病人送治。
2月15日晚上，当张晓光和同事来到福星惠誉福星城小区门口时，却没有发现患者的身影。一打听，患者病情加重，自己不能下楼；社区保安没有防护服，不敢上楼。
救人要紧！张晓光当机立断冲进楼，连搀带扶，把61岁的晏婆婆接至车内。这是他当天接送的第16位患者。
他不是不知道这项工作的风险，可正是知道高危，他才亲自上、抢着上。“现在想有点后怕，毕竟我的防护设备要弱一些，但救人就救到底，组织给我的任务，容不得半点含糊。”张晓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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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个全身上下挂满药袋子的人，在我朋友圈刷屏了。
听转图的四唯街道干部说，那小伙子是球场街的；球场街那边说，人是谌家矶那边的。中间大智街的干部说人像他们的，最后还是后湖街道的干部一锤定音：惠民苑社区网格员，丰枫。
2月25日，江岸区宣传部门的一位同志，跟我讲述了这样一次曲折的“看图寻人”经历。
2019年以来，武汉按300-500户或常住人口1000人左右标准规范城市社区网格，并按照“一格一员”标准配备了网格员。
疫情发生后，这些网格员便成了社区居民的生活管家，里里外外地张罗着。尤其交通禁行、限行后，替居民代买重症慢性病药物，成为他们的重要工作之一。
照片中的“药袋人”叫丰枫，是武汉江岸区后湖街道惠民苑社区的一名网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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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你的爱人说，你们说好要一起白头，一起把孩子养大；
听你的父亲说，你热爱你所从事的医学事业；
听你的同事说，你喜欢口红，爱吃麻辣烫，爱笑……
遗憾，是什么都不曾听你说；悲恸，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夏思思。
2020年2月23日6点30分。
经抢救无效，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夏思思，因公殉职。
“病情突然恶化，都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她就走了。”相识于校园，吴石磊与夏思思相爱走过11年。
“从她住院到离开，都瞒着孩子。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我把他妈妈弄丢了。”说起孩子，眼前这个汉子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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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获准进到了武昌方舱医院。
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南门正停着一辆货运卡车。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一车都是从浙江运来的援助物资。
一旁，司机大哥靠在电线杆上，用手机给家里报平安。
司机大哥姓陈，连续运输战“疫”物资二十多天了，没着过家，夜里在驾驶室里睡。
陈大哥说，货运司机进武汉不难，出了武汉才难。一出武汉，他们就成了携带新冠肺炎病毒的“嫌疑人”。
“不好找地方歇脚，更不敢回家，后来干脆装上货就返程。”陈大哥说。
“不干不行吗？”我这一问，竟好像把他问住了。
愣了一会儿，他看着医院大门的方向，说：“我们不运，里面吃什么、用什么？我也要和病毒死磕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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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大厦工地上的临时仓库里，存放着徐广煜和同伴筹集到的物资。21日一早，我去那儿与徐广煜碰头。
徐广煜头天夜里在群里发出公告，就是征集今天能参加行动的志愿者。这是团队开展志愿行动的第26天，相比其他人，徐广煜更早一点。
大年三十晚上，徐广煜百般周折，刚帮爱人一位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学生联系到了医院。
谁知初一一早，武昌区政府的一位朋友又向他求助：“医院物资缺乏，能不能帮忙搞一点口罩？”徐广煜二话没说，把自己囤的全部捐了过去。
后来，甚至一些外地的朋友也联系到他：“我们想捐一批物资，需要有人对接。”“我们捐钱，你能不能买到物资？”
“或许，我可以做点什么。”就这样，徐广煜站出来，一个、一个去找志愿者。现在，团队前前后后快50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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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华雨辰有点难。疫情期间，除了在线上课，这个“90后”音乐教师，还干了不少“兼职”。
“我在青山区北湖收费站值守后会去青少年宫帮忙搬运物资，大概晚上8点到。”约采访，要等她“转场”。
抵达青山区青少年宫时，门前聚集了不少身穿统一制服的志愿者，今晚，他们要装卸一批从湖南运来的物资。我扫了好几遍人群，没有发现华雨辰。
忽然响起一声鸣笛，不远处一辆货车缓缓驶来。“大家准备好。”号令一下，志愿者们紧了紧防护服，一字排开。
车一停稳，打头的几名志愿者跃上货车，后面的人紧跟过来，众人开始一件一件地传递。他们已经十分默契。
大伙儿正干着，华雨辰气喘吁吁地跑来。
“收费站那边出点状况走不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说着，她便加入搬运行列。“华老师上车搬！”“这袋萝卜老沉了，给你留着呢！”大家跟华雨辰开着玩笑。
[详细]
下午2点，阳光洒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国际教育学院2楼会议室。“我叫杨康，来自阿富汗，念本科。”眼前的帅小伙儿把目光转向旁边，“他念博士三年级，是我们‘钢铁侠’的队长。”
接待老师刚沏好茶，那个被杨康叫作队长的，赶忙上前托起茶杯，弓腰，把茶水摆在我们面前。“我叫大明，来自非洲贝宁。”
哈！这普通话还挺流利。大明来中国5年，硕士也在地大读的。大明人长得壮实，再加上全身套着白色防护服，让我想起那个暖人的卡通形象：大白。
疫情发生后，地大国际教育学院300多名留学生留守学校。有的留学生汉语还不是太好，有的还不会使用中国的网络购物平台。
虽然学校给所有在校生都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帮助，但又要送面粉、蔬菜，又要进行心理疏导，几位老师的工作量不小。
于是，大明就主动发起成立了“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配合学校服务在校留学生。队里的13位志愿者，分别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日利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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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我们再次见到了武汉市人民医院的护士贾娜。这一天，护士贾娜又做了一件她觉得正确的事。
2月13日，湖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已有4名患者接受过恢复期康复病人血浆的治疗，血氧稳定，恳请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
当听到张院长说“康复者”的时候，脑子里瞬间蹦出了“贾娜”这个名字——几乎在同时，我断定：她一定会去捐献血浆。
果然，昨天，她告诉我，“明天十点，我去献血。”
今天一早，我和同事一行四人来到与贾娜约定的献血屋前。见我们四人穿着一样的冲锋衣，贾娜愣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原本她以为只有我和王欲然来采访，结果带的橘子，不够分了。
本以为会拿到“独家”，结果陆陆续续来了近十家媒体。每个记者都长枪短炮、全副武装，这个阵势让贾娜稍微有些紧张。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她把手背在了后面。在之前的采访中，我观察到她一个小动作：紧张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抠手指。
即便之前有多次接受采访的经历，但贾娜似乎依然不习惯对着镜头谈自己的故事。接受完采访，贾娜说：“献血浆我都不紧张，但这么多记者吓到我了。”
[详细]
“第一，遵医嘱隔离14天；第二，去献血；第三，跟家人好好团聚。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月18日，武汉雷神山医院首批治愈患者出院。说完出院后最想做的三件事，36岁的王先生不忘给大家伙儿鼓劲儿。
王先生此前一直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2月9日晚，住进了雷神山医院。刚入院的时候，他情绪比较低落，不想吃也不想喝。
雷神山的医生和护士一再鼓励他，要多吃，提高免疫力。在院治疗期间，除了正常的医药诊疗，为了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医护人员还会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他们经常给我加油鼓劲，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医护人员。”王先生说。
王先生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8个月。每天视频聊天，孩子都会冲着他喊“爸爸，你要加油哦！”“我自己给自己鼓劲，家人也给我鼓劲，这里的医护人员也给我鼓劲。我能战胜病毒，全靠这三股劲儿。”王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
王先生说，隔离期结束，他要去捐献血浆，“我们身上有抗体，可以去救其他人——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
[详细]
“怎么诊疗？生活方便吗？闲暇时间干啥？”
“都挺好，越来越好。”
2月17日，面对我的三连问，大花山方舱医院17A号病床的西哥（化名）如是说。
检测结果双阳性，2月1日，西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并被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收治。随着症状转轻，2月14日，西哥成为首批转入大花山方舱医院的患者。
大花山方舱医院分5个病区，西哥所在的病区由天津医疗队接管，目前住了92名患者。早上6点，医护人员会给每位患者测量体温和血氧。清晨、上午、下午、晚上，每天这样的检测有4次。早八点和下午两点半，医护人员还会查房问诊。有些年纪偏大或患有高血压病症的患者，还要接受血压监测。
“不同情况，当然有不同治疗方案了。”西哥说，在方舱医院，绝大多数患者采用中药治疗，1号方、2号方、4号方等，病人状态以及治疗阶段不同，用的药也不同。每天早、晚饭后，西哥都会拿到2号中药袋。
“不只是专业、负责，昨天，天津医疗队特意为每一位患者准备了两种不同的水果。搁在平时，这可能没什么，但现在不一样，两样水果都是爱，实实在在的关爱。”西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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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杯咖啡‘续续命’？”
当我和同事站在光谷Wakanda轻饮咖啡店外，闻到浓浓的咖啡香，都想来一杯。可转念一想，忍住了：把咖啡留给更需要的人。
下午，光谷步行街Wakanda咖啡店内，7名员工正忙碌着，周围摆满了纸箱和咖啡打包袋。
本来，咖啡店1月21日就放假了，7家店大部分人也都回了老家。1月23日，武汉封城，路上、小区里的消毒水味越来越浓。咖啡店老板田亚珍没去超市抢菜，她有自己的心事：“我们要是关门，他们去哪里喝咖啡？”
“他们”，是田亚珍店里的一群老顾客。店面临近湖北省中医院，素有医护人员光顾，其中不乏每天至少喝一杯以及下班也要喝上一杯提神的重度咖啡爱好者。
“别的忙我们也帮不上，就让他们每天都能喝上一杯热热的、专业的咖啡吧。”说干就干，24日，田亚珍在微信群里发出一条微信：“回光谷店给医院送咖啡，愿意来的伙伴报名。”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陆续有7位小伙伴应招而来！七人中，正在成都旅游的小豪专门从外地赶回。来自伊朗的咖啡师西纳，两次放弃离开武汉，并婉拒伙伴们再三劝说，毅然留下。“武汉人民曾给予我很多帮助，现在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西纳说。
[详细]
2月15日，武汉雨夹雪，气温骤降。
我和韩基琛是人民网第三批增援武汉一线报道的记者，抵汉开工第一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下午2点，告诉我落实情况”
本来就物资缺乏的武汉，如何保障近三万名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的生活？气温降下来，服务能上去吗？
一大早，我们一行三人，急匆匆赶往有六个省区医疗队入住的酒店。
进门看见几个护士在等待搬运行李，没有自报家门，我们走上前问：“晚上睡得好吗？房间不让开空调，冷不冷？”
“不冷。”
“伙食咋样？要是顾不上吃，凉了怎么办？”
“睡得也不错，吃的也没问题。”
我们还不放心，想去采访某医疗队领队。谁知，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负责人比我们到得还早，正跟领队交流。
[详细]
“现在，武汉人流量最大的三个地方是医院、商场超市以及各居民区，尤其早8点到10点，下午5点到7点是用车高峰。”26岁的马超是安徽阜阳人，是某共享单车品牌武汉单车事业部的城市经理，他一边对车辆进行消毒，一边介绍他和团队总结出来的工作心得。
疫情暴发后，原本在管理岗位的马超，也冲到了第一线。每天一大早，他就戴好口罩、胶手套，揣上体温计，带上喷水壶和84消毒水，前往最近的医院，调配车辆并对车辆消毒。这样的工作节奏，马超和团队人员从春节前一直持续至今。
1月23日交通禁行、限行以来，公众出行更加依赖共享单车。据统计，1月22日至24日，武汉市内3公里以上的长程骑行订单增长3倍，并持续保持高位增长。
今年春节，马超人生中第一次在异乡过年。年前，弟弟曾提出来武汉接他回老家，他拒绝了。“我一直在武汉工作，回去可能会添麻烦。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我们绝不临阵脱逃。”马超说。
[详细]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2月11日下午，嘹亮的口号在武汉洪山体育馆外回响。
16：30，28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陆续走出体育馆东门，连同当天从国际会展中心出院的6人，首批从江汉、武昌“方舱医院”出院患者共34人。笑容在他们脸上漾开，连同合影时的欢呼，传递着喜悦与信心。
第一个从武昌“方舱医院”走出来的治愈患者，是37岁的张丽（化名）。对医护人员的感激和对病友的不舍，让她忘了六天前，刚住院时的抗拒和焦虑。
“会不会交叉感染？”“生活设施行不行？”刚住进“方舱医院”，张丽十分忐忑。可当她看到医护人员每天专业、细致的检查和治疗，切身感受到医护人员每天耐心的心理疏导，张丽“首先从心理上，就被治愈了。”
“心态很重要，不要被病毒吓倒，要有信心！我能顺利出院，你们也能，我在外面等你们！”临别前，张丽跟病友告别，心有不舍的她，期待着“与大家出院再相聚。
[详细]
2月7日，支援武汉疫情报道的第九天。武汉交通禁行、限行以来，病人就医、医护人员上下班、居民日常采购出行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武汉市防疫工作指挥部统一部署，给每个社区配3辆网约车，以保障必要出行人员的出行需求。
1月25日大年初一至今，累计服务120多次、高峰一天接送15次，毛俊是汉阳区新五里社区网约车司机中的“出勤王”。
“杨爹爹莫急，我给您开门哈！门比较沉，不好开。”毛俊把车停稳，赶忙下车去给车内的乘客开门。按社区预约安排，把杨爹爹老两口送到市第四医院后，他要返回社区，接下一批预约乘客。
杨爹爹和老伴儿都69岁，孩子在外地。坐骨神经疼了十多天，杨爹爹一直忍着，“政府号召大家尽量不出门，我们坚决响应，今天是‘封城’以来我俩第一次出门。”
下午1点，毛俊刚吃完午饭，就接到杨爹爹的电话。返程路上，杨爹爹和老伴儿顺便买了白菜、大萝卜和汤圆。“开了两周的药，再加上这些吃的，又能坚持一段时间不出门了。”杨爹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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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火神山医院迎来第二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10天，火神山医院火速交付，这是7500多名一线建设者没日没夜拼出来的。志愿者徐敬阳，是那七千五百分之一。
除夕当晚，徐敬阳看到了火神山医院的招工信息，联系报名后，他便打包行李。一路搭车，几经辗转，大年初二一早，徐敬阳出现在了火神山医院工地的建设项目部。
徐敬阳学的是电力专业，他本想着为医院的弱电工程尽一份力，但抵达当天，建设还处于土方挖运和防渗膜铺设阶段。徐敬阳加入了中建三局的一支劳务队，义务干起了“苦力”。他说：“人都来了，干什么都是出力！”
吊车把500多公斤的卷材放下，他就立即冲到卷材最中间，一边推卷材，一边扯着嗓子喊加油，随后再将一张张防渗膜缝合起来。铺设4000多平方米防渗膜，这是徐敬阳第一天的战果。
晚上，从没这样干过体力活的徐敬阳已“累得直不起腰”。附近的酒店都已满员，完活儿第一天，徐敬阳只能在附近加油站的长凳上将就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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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武汉交通禁行、限行的第十四天。
疫情当前，鼓励健康的人不扎堆儿、不聚会，但对不幸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密切接触者来说，越集中越好排查、隔离、救治。今天，武汉市决定对诊断有肺炎症状的发热病人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立即安排至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
1个宾馆、28个隔离对象、120间房，汉阳区三环边的这处集中隔离点，是易海涛和其他3位同事的阵地。易海涛是汉阳区妇幼保健院的党委书记，也是这处隔离点的负责人。
7天，工资数千元，可宾馆依旧招不来一个服务员。“没人敢来。对普通人来说，这儿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易海涛说。没有服务员，他们就既当医护人员又当服务员。
消毒、问诊、送饭、清洁……每天工作繁多，大家的辛苦，易海涛都看在眼里，他安排同事7天一轮换。“我不轮，不论哪组来，我都陪着他们。他们说孩子大了不需要照顾，但也会想孩子，人之常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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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增援武汉疫情报道的第五天。
“双拐医生”饶歆有两根拐：一根在隔离病房，上班用；一根在病房外，下班用。1月初，饶歆左脚严重崴伤，同事诊断后的建议是休养两周。可仅过了4天，饶歆就拄着拐与另外5位同事走进了重症隔离病房，“实在缺人，我还是病区的负责人。”
饶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已经工作了9年，记者今天见到他时，他的左脚刚刚痊愈。
1月的武汉，经常下雨，有时下雪。受伤后，饶歆的脚肿得只能套上拖鞋。住的楼房没有电梯，他每天一步一步地挪下楼。再加上早去抢距离办公楼6号楼出口最近的车位，他早上6点起床，比受伤前早1个小时。
1月18日，饶歆和5位同事走进重症隔离病房，他们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批走进重症隔离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拄拐期间，大伙儿打趣，叫他“双拐医生”。有时候，饶歆还会跟他们一起拿自己开涮——谁还会在意呢，在只能通过笑声识别欢乐、肉眼不见笑脸的隔离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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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我与崔东来到武汉开展疫情报道的第十一天。
今天也被网友称为千载难逢的“对称日”。此前，不少网友@民政部或当地民政局，希望在这天与自己的另一半登记结婚。疫情当前，或许这些美好的计划无法实现，但也不必过于惋惜，因为患难更见真情可贵。
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一个在六楼，一个在五楼。疫情一来，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涂盛锦、曹珊伉俪各自为战。今天接受采访，是他们在医院为数不多的短暂相见。
“外界可能认为医生更重要，但护士的工作量比医生大得多。因为是隔离病房，护士不仅要做好医护工作，还要照顾患者的生活。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吃饭、上厕所、换尿布等，也都由护士来承担。”谈到爱人的工作，涂盛锦忍不住哽咽。
在曹珊印象中，丈夫风趣幽默，却不浪漫。结婚14年，她只在婚后第一年的情人节收到过一束玫瑰花。“他平日里工作忙、任务重，我太清楚了。毕竟都在同一个行业，我理解他。”曹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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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武汉交通禁行、限行整十天。
我活动区域内，菜市场老早就收摊，远一点的大型超市也只营业到下午5点。药店里的口罩和医用酒精永远都是补货、售罄，再补货、再售罄……
天气好起来。和远处零星散步的人一样，小区楼下打羽毛球的人也戴着口罩。我的城，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和生气；但有些人，为了让她好起来，一刻不停歇。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也是战“疫”前线。前不久，一张从这里流出的照片引发媒体关注和朋友圈刷屏：一名医护人员在全神贯注地工作，她的防护面罩内侧全是水珠，睫毛上有一滴凝露。
这位被网友称作“最美面罩姐姐”的医护人员，叫喻银燕。入院工作16年，她受过长期的专业培训，参与过甲流、乙流等多种疫情防控，有丰富的传染病护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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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我与同事来到武汉开展疫情报道第九天。
9点，武汉市东方社区服务站已忙得不可开交，社区副书记彭玲的电话更是一早就没停过。昨夜，社区内一名83岁的男性老人不幸离世，他老伴儿一早就打电话向服务站求助。
“抓点紧、抓点紧！你妈妈跟你爸爸一起在屋里是不行的！”催完老人的儿子，彭玲跟我说，老两口的女儿远嫁国外，儿子虽在武汉，却因交通不便无法立刻赶来。老太太年过古稀，身体也不好，还有抑郁症，现在情绪很激动。
更让大家焦灼的是，老人离世前三天曾有不明原因发热。悲痛之余，当务之急是赶紧确认死者是否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或高度疑似患者，以及老太太有无被感染迹象。
让老太太出门检查，赌不起；让老太太守在家中，又不忍心。真是两难！彭玲着急确认发热原因，因为她身后还有5100多户家庭，越快明确情况，越早稳定人心。
“我去看看！”社区书记李琼莉套上为数不多的防护服就要往外走。如果老人真的是病毒携带者，那李琼莉身上这件防护服就几乎形同虚设。可她没得选：同理心和职责让她必须上，防护物资库存让她只能这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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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增援武汉疫情报道的第一天。吃早饭时，我又想起昨天爱人做的疙瘩汤。我好这口，但爱人忙活女儿高三，我有近一年早上没吃到了。节前为了不添乱，我留在了北京。如今请缨支前，不仅是工作需要，还因为湖北，也是我的家乡。
在这些年坐过的最安静的一班高铁上，我通过朋友圈征集前方线索，之后不停有人与我联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口罩等防护物资总是买不到。今天，我也看到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通过微博求助：物资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田洁曾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护士，如果不是2018年离职，此刻的她肯定在抗疫一线。从23日武汉宣布封闭交通那天，她就成为了一名医疗志愿者，负责搜集各个医院的需求信息，分发各地捐助的医疗物资。
她每天经手的口罩，不下20种，但“基本都不符合医用”。田洁告诉我，市面上常见的3M口罩、带呼吸阀的口罩，是不能给一线医护人员使用的，“医护人员用这些，就等于直接暴露在病毒环境里，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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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我和崔东在武汉的第七天。
“老伴儿叫我来买口罩，你就告诉我到底哪种最好！”来到超市采购，一位看上去知识分子模样的大叔跟店员的对话引起了我俩的注意。大叔讲，此前他们全家都觉得“不会有事”，也没戴过口罩，直到这两天新闻里报的数字越来越大，才“真的慌了”。
“我戴的这种今天已经卖光了，现在还有些儿童用的，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店员耐心地向这位“慌了”的大叔讲解，排队结账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有人开始嘀咕。
我走上前，喊一声“大叔”，便把他拉到一边：“您好，不是只有她那种口罩才有效，平时咱们见医生、护士用的口罩也可以……”大叔还是将信将疑，但无奈两种口罩都已售罄，他只能“明天早来”。
回住处的路上，我和崔东感慨，附近社区“武装”完备的街道人员每天一早便走街串巷，宣传防疫知识，今天才觉得有必要戴口罩的大叔一家，“心可真大”。疫情当前，阻击病毒要靠实实在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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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武汉交通禁行、限行的第六天。
袁绪强是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他本该在今天迎娶他的新娘。我见到他，却是在火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
得知中建三局将参与火神山医院建设的消息后，正在荆州老家筹备婚礼的袁绪强开始心绪不宁。一边是原定于大年初四举行的婚礼，一边是工期紧、人手紧的建设一线——他不知道咋跟媳妇儿开口。
袁绪强说，他媳妇儿素来心细，自己那点心事根本藏不住。“你去吧，我支持你！我也想和你商量把婚礼延期，这时候邀请大家来参加婚礼也很危险，但你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尽管得到了未婚妻的支持，但袁绪强说这些的时候，我还是隐约感到了他内心的歉疚。
1月27日，在荆州交警的帮助下，袁绪强顺利赶到施工现场，从事图纸算量等工作。我问他婚礼的事儿最后咋跟媳妇儿说的，袁绪强略有些难为情地说：“我跟她说，‘等我回来给你一个更完美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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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我和同事王欲然在武汉的第五天。NBA球星科比意外去世。我俩是球迷，也是队友，但从会面到出发，甚至白天采访的间隙，都对此事只字未提：越挫越勇是“曼巴精神”的一种体现，此刻化悲痛为力量，是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去采访国家医疗队的路上，我们听说李克强总理已抵达武汉，并去了我们昨天采访过、收治确诊患者和重症患者最多的金银潭医院。
得知总理现场要求尽快解决医护人员和防护物资的缺口，我想起了昨天采访时，因人困马乏、物资不足而两次哽咽的魏主任，此刻的她，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刚到采访地点，我们又得知总理正在火神山考察。一查定位，不到10公里，我和王欲然一秒达成共识：追过去！可遗憾的是，当我们赶到火神山医院建筑工地时，总理已赶赴下一个考察点。
虽没跟上总理的步伐，但现场的场景令人振奋：火神山施工现场土地已全部整平，一条由东向西的混凝土硬化路面正在浇筑；采访期间，第一间简易病房顺利落地！这样的效率让人踏实，为“基建狂魔”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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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我和同事崔东在武汉的第四天。今天，我们终于拿到了防护服。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我们来了！
今天是武汉施行城区私家车禁行的第一天，连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街道冷清。因有采访任务，我和崔东出示相关证件后，顺利通过交警临检。
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很多转运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患者被安置在“北五病房”。步入医院，绿树成荫、鸟鸣花盛，这与我们此前的想象有很大差别，这让我俩也放松了下来，径直走进门诊大厅。
四周窗明几净，护士台上摆满了鲜花、苹果和蛋糕。“新年快乐！愿你们平安，把礼物送给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鲜花上夹着这样一张小字条。
简短交流后，我们获得许可，即将前往“北五病房”。路上，我和崔东不停地向护士询问那里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听到一些好消息，而且知道的越多，越能缓解我们内心的恐慌。“感谢你们的关注，你们也很辛苦，在这里一定要注意防护。”魏明主任是在“北五病房”第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一线医护人员。她面容和蔼，但说话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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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我和同事王欲然在武汉的第三天。
工作群中的一则消息让我倍感振奋：大年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真是提振信心！
新的防护服还没到，我们今天依旧无法进入医院核心区。我和王欲然商量后，决定奔赴蔡甸火神山“小汤山”医院。
我们抵达时，正赶上工人们吃午饭，师傅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忘了或者顾不上淋进碗中的雨水。“肉、丸子、蔬菜，还有鸡蛋。”一位工人边吃边跟我们说，有这碗冒着热气的饭菜他们很满足，“吃完接着干！”
连日的小雨，让工地的道路泥泞不堪，我们走得有些吃力。鉴于身上实在太脏，行进中，我们心怀感激地拒绝了一位私家车主送我们出去的邀请。行至火神山工地指挥大本营，一位国家电力的大姐正给工人盛饭。看到我们一身湿漉，她赶忙舀了两碗热汤，塞到我们手里：“喝完再盛，这够160个人喝咧！”一口热汤下肚，既暖了胃，也暖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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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我们在武汉的第二天。
一早醒来，除了家人的叮嘱和亲朋好友的问候，手机中堆积更多的，是同事发来的各式各样、有待核实的信息和需要解答的问题，而我们也必定会竭尽所能。
疫情的中心在武汉，而今日武汉的焦点在蔡甸。
武汉将建武汉版“小汤山”临时医院，曾在北京经历“非典”疫情的我，深知“小汤山”这三个字背后的力量：这绝不仅仅只是一所医院，它更像是一剂向疫区和全国人民宣告我们必将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决心和信心的强心针。
临时医院建在蔡甸武汉职工疗养院附近，这也是我们今天外采的第一站。30分钟路程，道路通畅。即将抵达时，我们与一条由数十辆物资货车组成的“长龙”并行，一辆辆黄色“鄂A”货车在指挥人员的引导下，有序驶入施工现场。这一辆辆满载物资的“鄂A”，既是雪中送炭，也是对“鄂A车都是病源毒瘤”这种谣言和中伤的无声回击。
离施工现场还很远，我们耳朵里已全是机械的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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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我们和武汉都没有太多时间去准备。走正确的路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一辈子里，能亲眼见证和记录一段历史，是记者的责任。”
映着落日的余晖，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厅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不久之后，我将与一位同事告别“空落落”的北京，直奔此刻的“风暴之眼”、疫情中心：江城武汉。从这一刻起，我们将每天记录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笼罩之下，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关于武汉与疫情的一切。
1月23日，农历腊月廿九。此刻，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除了除夕来临之前的喜悦和期待，一定也时刻牵挂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进展。
如料想中的一样，春运期间，首都机场T3航站楼人潮涌动。目力所及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旅客都已经戴上了口罩，机场的武警战士、工作人员、售货员、餐饮服务员也都佩戴口罩执勤、工作。或许是未来及购买口罩，一些外国友人用围巾或者衣物将口鼻遮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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